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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冯梦龙的小说集《警世通言》,有一篇“拗相公饮恨半山堂”描写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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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朝一个宰相,他在下位之时,也着实有名有誉的。后来大权在手,任性胡为,做错了事,惹得万口唾骂,饮恨而终。假若有名誉的时节,一个瞌睡死去不醒,人还千惜万惜,道国家没福,恁般一个好人,未能大用,不尽其才,却也留名后世。及至万口唾骂,就死也迟了。这倒是多活了几年的不是。那位宰相是谁?在哪一个朝代?这朝代不近不远,是北宋神宗皇帝年间,一个首相,姓王名安石,临川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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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到底什么罪呢?囫囵吞枣,语焉不详。这篇小说,源出于南宋流行话本《拗相公》。王安石在南宋被彻底否定,成为箭靶人物。杭州大街小巷说书的受主流文化影响,“愤青”齐上阵,使用语言暴力,把王安石说得猪狗不如,一直影响到明末冯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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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清朝嘉庆九年(1804),一位叫蔡上翔的知识分子,在88岁高龄完成《王荆公年谱考略》一书,为王安石做了些辩护。1908年,梁启超著《王荆公》,干脆为王安石全面翻案。他礼赞王安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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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水),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墙),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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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激动地宣布:夏商周三代之后,王安石是唯一完人。还说王安石走在欧美前面,最先发明社会主义,是全球社会主义的老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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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开了端,20世纪上半叶,赞誉王安石不断加码。“文革”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王安石更被抬到天上,有如登上莲花宝座,瑞气千条,成为中国历史上“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批评王安石的意见,则被说成是“秋蝉和蟋蟀的悲鸣”。2007年3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十一世纪的王安石》一书,说王安石要把中国引向一个新的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轨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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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打入十八层地狱,还是高升九霄云中,都未免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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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有学者对王安石变法的方向提出质疑。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语出惊人,说王安石变法是搞“文化大革命”。他在1988年10月说:“‘文化大革命’在我们历史上有过,如王安石变法。”(《炎黄春秋》2006年7月号,李锐著《陆定一党事国是漫谈录》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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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应该怎样评价王安石变法呢?王安石变法有小功,也有大过。过是什么?下文自有表述。不过,这里要说一句的是,如果今天还说王安石指引了“新的轨道”,那就不只是11世纪王安石的悲剧了,而且是21世纪中国改革的悲剧。这样说是夸大其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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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宋神宗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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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变法或改革,大都是由于形势急迫,没办法维持下去,才被迫搞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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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7年,19岁的赵顼(1048~1085)登基当家,是为宋神宗。年轻的皇帝正面临此种窘态,北宋的危机实在已经酝酿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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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上一任,英宗赵曙在位3年多(1064~1067)就去世,没什么可多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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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更上一任,仁宗赵祯当政40年(1022~1063)间,日子就不好过了。耳根子很软的仁宗一度下决心于庆历三年(1043)重用范仲淹,启动改革。这是北宋第一次大改革。范仲淹淘汰冗官,重点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阻力奇大。仁宗遇到大大小小的路障,无奈刹车,终致无所建树,抱残守缺,把烂摊子扔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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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毛病,最突出的是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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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冗官太多。我们知道,北宋管辖领土比明清小很多,可是,科举取士(录取进士等)的名额却是明代的4倍,是清代的3.4倍,这就够组织部门安排的了。更成问题的是“门荫”制度,中高级官员的子女和亲属不经考试即可当官。有的官员还没结婚,未来的儿子已经定下了官职。有的怀抱中的婴儿,已经被指派为科长、处长。范仲淹当初企图改一改这个弊政,终因得罪人太多而失败。结果是大家都能想象的,官僚机构叠床架屋,日益膨胀,消耗及贪污自然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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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军队扩编严重。为了缓解失业压力,镇压农民起义,抵抗西夏及辽国侵犯,北宋政府每逢荒年,把成千上万的流民纳入禁军(中央正规军)和厢军(地方治安部队)。开国70多年,军队增加6倍,在仁宗时期达到12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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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项开支加起来不得了。其实,北宋的财力物力比唐朝雄厚,但是,比唐朝多得多的赋税收入,却被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吞噬殆尽。北宋仅军费开支一项,就占政府每年全部财政收入5/6。难怪神宗叹道:“穷吾国者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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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财政陷入困境。早在仁宗庆历年间就入不敷出,每年亏空300万缗以上,到英宗时期每年亏空更高达1570万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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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呢?加重税收。豪强地主隐瞒大量田地少交税,日子自然好过,可苦了老百姓了。宋代沿袭唐代杨炎的两税法征收田赋,但税收比唐代重得多。再说,唐以后的五代时期,各地割据政权无法无天,大量增添杂税,宋代也都继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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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活着要交税,牛死了也要交税,一家人分居要交税,穿鞋也要交税,千奇百怪,不一而足。朱熹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具备。”(《朱子语类》卷110)除了交税之外,农民还要服杂役,撂下农田,帮官家做各种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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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投无路的农民揭竿而起。从仁宗到神宗这三代,各地群体性事件越烧越旺,用欧阳修的话来说就是:“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欧阳修《再论置兵御贼扎子》)连首都汴京(开封),都出现了“寇盗充斥,劫掠公行”的动荡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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