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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北宋有这么多军队，战斗力应该很强，可事实恰正相反。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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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宋太祖赵匡胤靠兵变得江山。开国之后，为了防止兵变，对军队施加了诸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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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将领没有军权。枢密院相当于国防部，首长都是文人，还说得过去。但作战部队一线指挥员也由文人担任，就有问题。北宋精锐的禁军大多集中在京师，地方则是老弱厢军。遇到战争，禁军出征，中央临时委派文人担任统帅，有时由太监担任统帅，就是很少让军人任统帅，实际负责作战的将领也都是临时委派。将领不认识士兵，士兵不认识将领，各自心里都没数。“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让自任。”再加上部队频繁换防，一年一调，这叫“更戍”，弊病就更加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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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帝看来，这样做的好处是，大伙都不熟，没法勾结搞兵变。但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这样的军队跟乌合之众差不多。打起仗来，朝廷又一百个不放心，甚至从首都发来阵图，让前线军队按首都临时绘制的阵图打，导致部队“勇敢无所奋，智谋无所施”，很难取胜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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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宋军缺乏训练，武器装备落后。站不成行，行不成列，听说打仗，吓得要死。盔甲质量低劣，骑兵无法披甲上马，射出的箭一二十步就落了地。以至于西夏军队一听说宋军来战，“皆举手相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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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军队经商赚钱，全无斗志。文官武将都忙着赚钱，占用许多士兵为其经营私人买卖。陕西一带的禁军中有画匠、工匠、乐工等各种手艺人，往往五七百人都被将领私人占有，做各种活计赚钱，士兵成了将军赚钱的私人奴隶。一些文官和权贵之家也是如此，大量占有士兵当奴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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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年轻的神宗上台时，马军一营原额为200骑，仅剩几十骑；步军一营原额500人，实额仅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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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军队怎能打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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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宋与辽。自太宗赵匡义于太平兴国四年（979）、雍熙三年（986）两次与辽国作战失败之后，接任的真宗和仁宗毫无办法，只有不断向辽国进贡银两，以屈辱换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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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宋与西夏。仁宗时期，西部的夏国屡次侵扰北宋，挑战宋军。宝元三年（1040）的延州（延安）之战、好水川（宁夏隆德）之战，康定元年（1041）的定川（宁夏固原）之战，庆历二年（1042）的渭州（甘肃平凉）之战，连续三场大仗，宋军接连惨败。朝廷除了示弱没别的路可走，只好每年向西夏大量“赠送”银绢，偷生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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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北宋积贫积弱的颓势似已无可挽回。面对如此现状，神宗怎能不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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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神宗颇想有点作为。登基之前，他穿上全副盔甲去见他的祖母太皇太后曹氏，问道：“娘娘，我穿这副盔甲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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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变法，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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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重重，有头脑的士大夫当然也看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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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前20多年，范仲淹一度实施的庆历新政，就是试图解决积贫积弱问题的一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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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范仲淹虽然失败下台，朝内外变法吁求却并未因受打击而低沉下去，随着危机不断加深和神宗上台，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事情，大概只有在宋朝才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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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崇文抑武，知识分子受尊重。古今知识分子有一个共性，就是以批判现实为己任，宋代知识分子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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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可爱之处在于，知识分子批判现实，大致能够充分表达，这要归功于北宋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这就为改革再度兴起创造了条件。什么是改革？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批判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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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范仲淹在任时曾提拔了一个名叫李觏的知识分子，李先生后来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有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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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觏担任太学直讲（相当于教授），一直痛骂当下，鼓吹变法，与范仲淹一唱一和。胡适在《记李觏的学说》一文中说，李觏是“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是王安石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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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觏竟公开反对孟子说的“王何必曰利”。他不怕挨骂，坦率地说：“人非利不生”，“欲者人之情”，其实这是很实际的看法。李觏对北宋样样不满，范仲淹下台，李觏并未避风头下海经商，而是照样批判现实，他的学生邓润甫还直接参加了王安石变法。从这里看，北宋对改革一直还是宽容的，接受幅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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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李觏提出要抑制市场和商人，却是有问题的。不幸的是，这一条也被王安石实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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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豪苏轼在仁宗执政最后几年，也一直在各种会议上慷慨激昂地发言，写文章要求深化改革。他给仁宗上折子，猛烈指责社会贫富分化，批评当时“有兼并之族而赋甚轻，有贫弱之家而不免于重役”，他要求国家一号人物带头节俭，主张裁减冗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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