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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埋没）。”（《元城语录》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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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我）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识与不识，咸（都）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恩泽）也。”（《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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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反对派、著名诗人黄庭坚也说：“予（我）常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跋王荆公禅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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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来越热的氛围中，王安石长达20年一次次谢绝到中央当官的美意，等于一次又一次为他涂上神秘的色彩，吊足众人胃口。闹到后来，从皇帝到百官，无不渴望一见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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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登基之前，对王安石大名就如雷贯耳。上台刚几个月，神宗就任命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南京地区一把手），过半年又改命他为翰林学士（皇帝秘书、顾问），调进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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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元年（1068）四月，神宗召见王安石，“一见奇之”。王安石与神宗倾心长谈之后，也觉得终于遇到“明君”，君臣二人一拍即合。王安石的变法激情猛烈燃烧，回家之后立即撰写了《本朝百年无事扎子》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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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献中，王安石陈述了北宋自太祖开国以来五朝施政得失，抨击了“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他说，不论是吏治、军事，还是经济，帝国都存在严重问题。百年来之所以没发生动乱，是碰巧老天帮忙，不然早就出事了。王安石在文中极力强调变法的急迫性，说眼下正是大有作为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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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正中神宗下怀，此后神宗又多次召见王安石，神宗老老实实地承认，他还年轻，在变法方面没什么道道，要多向王安石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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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二年（1069），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熙宁三年（1070）又任命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从此展开了长达16年（1069～1085）轰轰烈烈的变法，史称“熙宁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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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争论最大的三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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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要看一看王安石变法的真面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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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一直很敬重范仲淹，他一共写过37篇祭文，以《祭范颖州仲淹文》篇幅最长，花的功夫最大。他称颂范仲淹说：“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他说自己就是追随范仲淹的后来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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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王安石，吸取了范仲淹从政改入手陷入被动的教训，他的变法是从经济即“理财”切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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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理财，重点是贯彻神宗最关心的“富国强兵”。当然，王安石多次说过，他推动变法，是为了“摧制兼并，均济贫弱”，“凡此皆以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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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明眼人不难看出，“富国强兵”的目标与“为民”的愿望，二者侧重点有很大差别。后来，在变法过程中果然发生偏差，“为民”不过成了一个空洞的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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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二年（1069）二月，在原有的三司上面，新设了一个叫做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机构，相当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主持变法，出台新章，统管全国经济。这个新机构主管盐铁、度支、户部的政策制定与实施。第二年，新机构撤销，职权分别划到户部、工部等，由户部开始主管全国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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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机构由枢密使（国防部长）陈升之和王安石领衔，不用说，实际大权操在王安石手里，具体主事的是王安石启用的变法派副帅吕惠卿和变法派骨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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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说，秦汉以后第一个大政治家就属王安石。黎东方说，熙宁变法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具诱惑力的历久弥新的大题目，自变法时起一直争论到今天，做不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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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浏览一下“最具诱惑力”的王安石变法都变了些什么。首先看看争论最大的三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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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均输法。熙宁二年（1069）七月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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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每年需求物资如海。过去朝廷在六路（省）设转运使，为皇室和京师采购物品，并负责运到京师，这就是“输”。但各路官吏无法了解京师的需求变化，也没有全盘调度各路物资的权力，只是机械地在本地按定额采购上贡，致使丰年物价贱不能多买，歉收物价贵又必须办足。货物运到京师，常因不合需求，削价抛售，朝廷内外所需，又要另行搜刮。每逢京师有什么特殊需求，各路官员就增加税收，进行采购，各地商人趁机抬价，结果农民负担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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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输法改了旧章程，由朝廷专设发运使这一官职，统一采购，并大大增加发运使的权力，让他总管东南各路税赋收入，有权调运各路物资和资金，在物产丰裕、价格便宜的地方就近购买，也可以把剩余物资卖到物价高的地方赚钱。王安石拨出500万贯（每贯1000文）钱和300万石（一石等于十斗）米，作为采购周转经费。均输法把地方供奉变成了中央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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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法的初衷之一，是把商人把持的“轻重敛散之权”收归政府，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发运使衙门成了巨无霸式的国营采购和销售垄断机构，其弊病更甚于民间商人。史载，发运使曾经把大量大米运往米贵的地方赚钱，销售时“比市价增及一倍”，这就增加了民众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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