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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是王安石犟得很，一旦下了决心，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民间传说他是拗相公，倒也符合实际。这些传言，表明了王安石的激情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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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并非名门巨宦。王安石的父亲王益22岁中进士，在江南任过20几年地方官，兴利除弊，颇有政声。一是他不肯逼穷人交税，二是曾有一年时间没有打一个人的板子，三是敢于与横行不法的顶头上司周旋恶斗。王安石的母亲吴夫人也不一般，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著文称赞吴夫人“好学强记，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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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勤奋博学以及“平天下”的抱负，显然有家风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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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二年（1042），53岁的范仲淹正积极筹划出台改革，21岁的王安石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淮南（江苏扬州）签判（副职），开始实际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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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每读书达旦不寐”，快天亮了，胡乱闭会儿眼睛，也不脱衣服，接着就上班去了，脸也顾不上洗。他的上司，当时的扬州知州（一把手）韩琦怀疑他夜生活喝酒找女人过度，不好明说，就劝他多下功夫读书，他听了，也不为自己辩解。后来，韩琦承认自己误会了王安石，反过来猛夸王安石，王安石还是不理会，你说这个人怪不怪？王安石在扬州这段期间有个收获，写成了理论著作《淮南杂说》，在思想界初露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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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七年（1047），范仲淹改革已经失败，离生命终点还有5年。26岁的王安石改任鄞县（宁波鄞县）知县，任职3年。他在这里进行了一次改革实验。任职第二年，在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下令把仓库里的存粮借贷给农民，约定秋收之后加利息偿还，这是后来青苗法的个人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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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县任满，王安石在地方和中央官场转了一圈，积累了从政经验，也体验了官场弊端。让我们看看他的履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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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调到舒州（安徽潜山）做通判（副职），任满上调都城汴京，任群牧判官（主管养马的助理），当时的顶头上司群牧使就是赫赫有名的包拯包青天，王安石和后来的政敌司马光同时在包拯手下当判官。以后王安石调任提点开封府诸县镇公事（主管首都郊区的副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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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二年（1057），又先后任常州（江苏常州）知州、提点江南东路刑狱（江苏江西一带负责公安工作的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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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三年（1058）调进中央，被任命为三司度支判官（副职）。三司是帝国最高财政机构，下面管着盐铁、度支、户部三个部。盐铁管冶金、茶税、盐税等，度支管全国财政，户部管户口、酒税等。度支判官一职，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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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王安石并不留恋中央机关，他觉得京城办公室政治太复杂，展不开拳脚，屡次上书要求外放。他的态度，让众多官员大跌眼镜，觉得十分怪异，放着中央的捷径不走，跑到偏远的外地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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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王安石文学成就已经闻名遐迩。当时的文学大师欧阳修对王安石赞不绝口，在赠给王安石的诗中，把他比为李白和韩愈。这本来是很大的恭维，但王安石不买账。他在酬答诗中说，他的理想是成为孔孟，而不是“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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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虽有若干佳作，但总的来说，他的文章比诗歌更好。不论写诗作文，他都强调“有补于世”，讲究实用。他的《游褒禅山记》是一篇短短的游记，在文中，用了一半篇幅探讨成功学的哲理。由此可以看出，王安石的写作力求紧贴政治或社会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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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王安石终于憋不住了，跳将出来，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轰动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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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说，宋王朝面临着四大危机：农民起义、外患威胁、财政困难和风气衰败。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度措施不对头，必须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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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呼吁减少诗赋之类的“无补之学”，培养实用干部。他要求提高中下层官员过低的工资，以减少令人头疼的腐败。他指责科举制度产生不了务实的人才，建议采用从下到上层层推荐的办法物色能人。他提出要建立有效的考核机制考评干部，官员的调动不能太频繁，以免业务生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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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说，变法的关键是皇帝要坚定，不能半途而废。这显然暗指庆历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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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警告说，如果再不改革，宋王朝有可能被农民起义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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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重点是吏治和教育，虽然也提了几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但全文很少论及经济问题，此为王安石阶段性思考的成果。后来王安石变法内容，与该文侧重点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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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迈的仁宗虽然没有回应这个建议，但他对王安石相当不错，提拔王安石担任了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高级官员）。这个职务，是很多官员借以快速上升乃至成为宰相的重要阶梯，但王安石也并不以为意，毫不珍惜，还是要走，这又让诸多官员难以理解。这是王安石的第三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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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解释是，王安石是个有远大抱负的人物，他觉得仁宗并不是真正值得辅佐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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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八年（1063），仁宗去世，王安石母亲也在这一年去世，他离开京城前往金陵（南京）葬母，完事之后索性不回京城了，就留在金陵讲学，对儒家经典提出了系统而独到的见解，成为北宋经学的一个代表人物。郭沫若说，王安石研究学问的方法，与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不同，他注意到文字学，著有《字说》22卷（后来被人毁掉），功夫更为扎实。另外就是他的研究与变法实际相结合，讲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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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说，同庆历新政的人物相比，王安石把范仲淹与李觏两个人融合在了一起。“一身而二任焉”，既有李觏的理论，又有范仲淹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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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王安石名动朝野，已经成为各方瞩目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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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盛推王安石，以为可以必致太平。”（韩琦《安阳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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