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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张居正，在这个激烈火拼的过程中，请了病假回避。等他十九日上朝的时候，高拱已经出京3天，而另一宰相高仪也于4天之后病故。这样，朝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个顾命大臣，再加上他在大内的关系，自然成为首席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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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高拱败于深宫内廷的教训，张居正小心地维系着与冯保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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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有陈太后和李太后。陈太后是穆宗的正宫皇后，李太后原为穆宗贵妃，是朱诩钧生母，朱诩钧登基之后也封为太后。陈太后无子，为人本分，与世无争，视朱诩钧为己出，可以略去不论。李太后饱读诗书，有思想，有决断，教子极严。最重要的是，她非常欣赏张居正，把小皇帝的教育和天下大事一心托付给张居正。张居正当然是尽职尽责，让李太后十分满意。当小皇帝不听话的时候，李太后每每是一句话：“一会儿告诉张先生，看你怎么办？”小皇帝立刻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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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李太后—冯保—张居正结成了一个黄金三角，从内廷到外廷，一气打通，张居正有了实现自己抱负的最佳机会。他后来取得的政绩，都离不开李太后和冯保鼎力协助。最难得是冯保，明代大太监如王振、刘谨、魏忠贤等，作恶多端，误国害民，独冯保始终如一支持张居正改革，实为罕见。这是历代改革者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际遇，张居正独得之。从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是张居正仕途中吉星高照的光彩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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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问责风暴和驿递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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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长期不理朝政，穆宗时期内阁混斗，朝廷纲纪废弛，一片软、懒、散。张居正掌权之后，第一要务就是要“振纪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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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隆庆二年（1568），张居正就曾经向穆宗呈递《陈政事疏》，提出六点建议：一、省议论（不争论）；二、振纪纲（加强法纪）；三、重诏令（贯彻政令）；四、核名实（去除虚假和水分）；五、固邦本（理顺财政恢复元气）；六、饬武备（加强军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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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条虽算不上重大理论创新，倒也挺实际。但在隆庆年间，六条只做到了一条，即“饬武备”。现在张居正当了家，他要逐步实行这些“富国强兵”的主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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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件事，就是提出考成法，不许官员瞎混。万历元年（1573）六月，他给神宗上了一个奏折，题目叫做《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披露了中央和各地官员成天公文旅行不办实事的弊状，要求建立一套新的问责制，追究落实情况。神宗立即批准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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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央政府的体制，在行政方面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行政长官有尚书（二品）、左右侍郎（从二品）。在监察方面，除了都察院系统之外，还有专门监察六部的六科给事中（谏官名称）系统。六科指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分别对应着六部，监察六部及其各司局是否违纪违法。六科设置了都给事中（正七品）、左右给事中（从七品）、给事中（从七品）等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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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给事中只有七品官级，但他们单独对皇帝负责，秘密举报，杀伤力极大。所以，在明代官僚体制中，固然是大官统帅小官，可是小官亦能牵制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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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初到明中叶很长一段时间，六部和六科都单独对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内阁只是皇帝的顾问秘书处，权力并不大。张居正通过神宗授权实施考成法，改变了这种情况，实现了内阁总其成，扩大了内阁权力，使中央政府进一步理顺了体制，朝着建立责任制内阁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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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做法是，要求六部把要办的公事一条一条登记造册，一式三份：一本留部，一本送六科监察，再一本交内阁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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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规定，由内阁牵头，一件一件研究，根据事情轻重缓急，限令各部和各地按期完成。每月考核，逐年总结，完成之后一一注销，如有欺瞒不实之处，经监察官员查出，必定严办。然后根据考核结果，评定官员政绩，决定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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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张居正通过控制六科督察权，控制了六部，又通过六部控制地方。从地方到中央的官员，一层层都由内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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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一个叫刘台的官员在万历四年（1576）弹劾张居正说：“张居正实施考成法之后，地方官办事不力有六部纠正，六部办事不力有六科纠正，六科隐瞒则由内阁纠正。过去的祖宗成法，由翰林组成的内阁，相当于中央政策研究室，只是提供思路，预备顾问而已。张居正创造了考成法这么个玩意儿，结果把六部六科都制住了，各部各科官员的命运都被内阁掌握，难道祖宗的法度是这样的吗？”刘台说得一点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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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的体制建立起来之后，对于畅通政令，进一步启动经济改革发挥了极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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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决心整顿破烂得不像样子的驿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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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从北京到各地的交通干线都有驿站，这是当时唯一的交通周转制度。驿站里有马有驴有差役，水驿站有船有船夫。驿站还有食堂，为路过的人准备餐饮。马驴船只都来自民间，草料和设备来自民间，马夫船夫也来自民间，而且自备食物，官员使用驿站免费。交通干线附近的老百姓，要出钱出牲口出船只出力气维持驿站，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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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使用驿站规定非常严密，非军国大事一概不准使用，老百姓的痛苦还少一点。到了后来纪纲废弛，中央兵部和各地官员随意发放通行证送人情，一张通行证终身使用，辗转相赠，循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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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众多的官员及其子女亲戚乃至下属仆人，不论公事私事，都无偿使用驿站。诸多官员还任意抬高规格，有的到站之后索要差役二三百人、车轿一二十乘、扛物八九十台，浩浩荡荡，作威作福。有的在驿站勒索钱财，不给钱就打马，甚至割掉马耳朵，对差役拳打脚踢。有的谎称丢失物品，向驿站索赔，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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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愈演愈烈，时人称驿站“最为民害”。各地驿站的差役不堪忍受纷纷逃亡，嘉靖时期有的地方到了十驿九空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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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颁布新的政令，规定：一、非军国大事一概不准使用驿站，官员调动、赴任、进京以及奔丧等，一律不得使用。二、只向过客提供粮菜油炭，不许置办酒席，不许送礼，也不许抬高规格。三、实行通行证实名制，严禁转借。自起点至目的地都要一站一站核对，再由上级查核，之后注销。发现冒领造假，一律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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