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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侵犯了全国成千上万权势人物的既得利益，是一件得罪面很广的事。众多官员用驿站用惯了，一纸命令哪里刹得住？为了贯彻政令，张居正自己带头做起。他的儿子回江陵参加考试，自行雇车。他的弟弟病重回老家，保定巡抚发给了一张通行证，被张居正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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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五年（1577），甘肃巡抚侯东莱之子擅自使用驿站被举报，虽然侯东莱是能干的边疆大臣，但张居正也忍痛将侯东莱之子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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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第六十四代传人孔尚贤每年进京朝觐，携带家人随从及物品甚众，沿途驿站骚扰不堪。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将孔家每年一次的朝觐改为3年一次。他的理由是：圣人之后，更应该带头体恤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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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官员由于在使用驿站的问题上违背规定，受到降职、革职处分，全国为之一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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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八年（1580），神宗派皇亲到武当山求神祈子，沿途也不敢使用驿站，由此可见张居正的政令一竿子插到底的威力。这一良政，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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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驿递新政到张居正死后又废弛了。原因在于，神宗的权力不受制约，率性胡来，再度重演嘉靖皇帝几十年不上朝的闹剧，结果一切政纪都荒废了，营私的官员哪里肯放过驿站的便宜？世间已无张居正，于是上下心照不宣，照旧无节制地使用驿站。到了崇祯时期，驿站烂得不行，正经事都耽误了，这才又想起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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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清查土地，推行一条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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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解决“三农”问题成为国家发展任务的“重中之重”，所以唐代杨晏提出的两税法、明代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清初的“黄宗羲定律”，一时成为社会各界热议话题，一条鞭法也成了张居正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但是，一条鞭法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一旦寻根究底起来，就发现大多数人顾左右而言他，不得要领，大约只是随风附议而已。这种风气，显然不利于获得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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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杨晏的两税法，本书《唐代中叶的双星陨落》一文已作了介绍。至于“黄宗羲定律”，提出这一定律的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已发表多篇文章，不再赘述，剩下是一条鞭法。既然一条鞭法已经成为张居正改革的代表作，就需要详细探讨一下。不过，古代经济问题常常很枯燥，这里的表述尽量通俗现代一点，以增加阅读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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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翻读十几种史料，许多史料对于一条鞭法的解释，十分简略，语焉不详，有些史料也是让人如坠云中。我在这里综合各种史料，还原一条鞭法原貌，以飨读者，并求正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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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谈论一条鞭法之前，首先要说一说张居正清查丈量土地一事，因为这是贯彻一条鞭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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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丈土地，等于今天的经济普查。不过，张居正进行的清丈，风险很大，看两个数字便知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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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明初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应该交纳赋税的田地有850.76万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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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另一个数字。据《明史·食货志》、《续通考》和《续通典》载，经过100多年垦荒与发展，到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田地面积反而缩减到422.8万顷（《明会典》作622.8万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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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大量土地被隐瞒了，这当然是皇亲国戚、勋臣豪强以及各地官员搞的鬼，这些权势者吞并了土地不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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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皇室、亲王、贵戚、元老重臣分封得到的土地享有免赋税、免差役的特权，虽然除此之外的私有土地均须交税，但明中叶以后法纪废弛，这些豪强持续兼并土地，就是不交税，你奈他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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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官员也享受特权，除家属一律免去徭役之外，明末一品大员可免税1万亩，按级递减，最末的生员也免80亩的税。结果是，在共同利益面前，官员和豪强沆瀣一气，彼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贪我也贪，谁也甭说谁。所以，到了明中叶，统计人口数字的黄册和统计田亩数字的鱼鳞册，大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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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就造成“公室（政府税收）日贫”，“私家日富”。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提出清丈全国田地，次年正式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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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豪强勾结官吏拼死抵制。正如张居正所说：“清丈之议，在小民实被其惠，而于官豪诸家，殊为未便。”事情闹到吓人的地步，迫使张居正不得不激励各地巡抚“苟利社稷，生死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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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丈中一个规定就是，凡是功臣之家，除朝廷赏赐的公田之外，其他田地一律尽数报官，照章纳税。张居正要求各地官员：“丈田均粮，但有执违阻挠，不分宗室、宦官、军民，据法奏来重处。”在从严处置了一些亲王、官吏之后，万历九年（1581）清丈完毕，总计701.39万顷，比弘治时期多出300万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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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一些官员在丈量中改用小弓（丈量工具），以求田多，邀功获赏，但清丈大体上还是成功的。《明通鉴》略带夸张地说，清丈土地之后，“豪滑不得欺隐，里甲（负责收税的基层头头）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额外多征的钱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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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丈田地为实施一条鞭法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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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鞭法是中国赋税徭役史和中国财政史上的一件大事。要想弄清楚它的意义，先要了解一下明代赋税徭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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