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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派和顽固派爆发的第一次大冲突，由同文馆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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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底，奕根据郭嵩焘提议，建议朝廷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馆、算学馆，扩大学习西方的范围。另外，为了提升学生入学前的文化程度，提高学习效率，建议招收30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等科举出身的年轻人才入馆学习。这本来是很可嘉许的措施，却遭到顽固派猛烈攻击。在顽固派看来，教小孩子学外语已属汉奸行为，再招科举出身的人去学天文算学这些“奇技淫巧”，岂不是要“以夷变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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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御史（中级监察官员）张盛藻首先发难。他上书说，叫科举出身的人改学天文算学，是用发财之道引诱士人，让他们“重名利而轻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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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没有理睬张盛藻，其他顽固派官员上前助阵，提出三点非议：一、轮船买就是了，洋炮买就是了，为什么要花老大功夫去学这些东西？二、“师法西人为耻”。三、“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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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顽固派甚至指使人散发万言书攻击洋务，并在街上贴出讥刺同文馆的对联：“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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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在朝廷辩论中批驳顽固派说，买是“权宜之计”，而学习制造则是“永远之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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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耻辱问题，奕说，最耻辱的是不如别人。连日本尚知发愤学习，独中国因循守旧，不思振作，这不是最大的耻辱吗？“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那就会永远不如别人，耻辱的帽子也就永远戴在头上了。奕的批驳很有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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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顽固派的“王牌”——全国理学权威、大学士倭仁亲自出马，于1867年3月上书指责同文馆。他的理由是：“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还说：“夷人吾仇也”，“师事夷人”，即为“事仇”，其罪大矣。中国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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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痛斥倭仁说，当今之势，正需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才能实现自强，以抵御西方侵略，他请倭仁举出国内“精其术者”。慈禧也责令倭仁举荐精通天文算学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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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倭仁不过是陈词滥调空说大话，这是古今中外顽固派写文章谈问题的一贯手法。他到哪里去找精通西方科技知识的人才？倭仁一看慈禧支持奕，苗头不对，赶快转向说：“奴才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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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馆一役，洋务派取得胜利。这种恶斗，一直贯穿洋务运动的始终。而慈禧的态度，却不时发生游移，一左一右。因为她认为倭仁等人是忠君爱国的，可以用来牵制洋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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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东元说：“以倭仁为代表的一派人是要中国永远落后下去，以奕为代表的一派人是要使中国变落后为先进。”（夏东元《洋务运动史》）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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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军事工业四大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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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火贸易很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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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一颗从英国炮船上偷来的很普通的十二磅炮弹要费三十两银子，买一万粒最坏的铜帽也要十九两银子。”（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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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兵器弹药消耗很大，军费难以负荷。怎么办？只有想办法自己造。江南制造总局、马尾船政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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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李鸿章集资4万两银子在上海收购了一家外国机器厂。此时，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受曾国藩之命赴美购置的新式机器运抵上海，再加上李鸿章经营的苏州炮局的两个车间，三者合在一起，建成当时规模最大的机器厂，是为江南制造总局。厂址选在城南黄浦江畔高昌庙镇，即今江南造船厂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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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制造总局是官办企业，规模庞大，有16个分厂，最多时雇用2000多工人。从上海海关关税每年拨50万至60万两银子维持运转。1868年建造成第一艘木壳轮船，定名惠吉号，长约60米，宽9米，每小时航行19公里。浦江试航，轰动上海。曾国藩登舟视察，高兴异常，说：“中国自强或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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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制造总局生产了大量机器。1867～1904年，总计生产工作母机117台，起重机84台，汽炉机32台，汽炉15座，抽水机77台，轧钢机5台，其他各种机器135台，零件及工具110万件。又制造第一个炼钢炉，中国第一炉钢就是这个炼钢炉于1891年炼出来的。江南制造总局筹建的炼钢厂，最多时每年炼出2059吨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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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小说《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讽刺江南制造总局贪污腐败。平心而论，哪个时代的企业没有腐败呢？我们今天见的还少吗？当时中国机器制造是一张白纸，应当承认，江南制造总局对于推动中国工业技术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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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主要的是造枪炮。江南制造总局不断仿造英美步枪大炮，武装湘军淮军。到19世纪90年代，每天能生产子弹9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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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李鸿章将上海广方言馆迁入江南制造总局，建立了翻译馆，第一年译出《汽机问答》等科技著作4种。到1907年，共翻译159种西方图书，内容包括人文、科学、工程、军事等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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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船政局。这家官办船厂是由当时担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于1866年在福州马尾山创建的。不久，左宗棠被调往甘肃、新疆平定回族起义，他推荐林则徐的女婿、江西巡抚沈葆桢接手。在沈葆桢苦心经营下，到1874年，建成了一个以造船为中心的大型兵工企业，有13个分厂，先后聘用80几个法国人担任监督、帮办、工程师、教师。企业经费由福建海关关税和福建茶税拨付，每年大概70万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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