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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花招，大家心领神会。立即有几个马屁精上书，请求赶快办这个事（“速行废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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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发动政变的重臣、慈禧最为倚重的心腹荣禄不同意废掉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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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开来，时代毕竟不同于秦皇汉武了。当时国内林立的报刊，绝大部分支持维新，反对慈禧。光绪在百日维新时期的7月26日和8月9日曾发布上谕，要求报纸报道和发表言论，不用考虑朝廷的意见，“不必意存忌讳”，还鼓励报纸要勇敢揭露时弊，“不必拘牵忌讳”，得到全国报人热烈欢呼。朝廷斗争每天见诸报端，令慈禧及保守派十分恼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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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政变之后，全国新闻界群起反抗。报人被迫转入租界或把报纸冠以外资名头，继续办报，揭露慈禧倒行逆施。比如天津《国闻报》自政变第六天（9月27日）起，连续跟踪报道谭嗣同拒绝出国、被捕及被杀的消息，及时悼念维新志士。有英国背景的上海《新闻报》10月19日刊出逃到香港的康有为来信，揭露慈禧迫害光绪内幕，迭经传抄转载，引起全国轰动，民心完全倒向光绪。清廷大员向英国人交涉，要求关闭《新闻报》，被英国人拒绝。另一家在上海发行的日本背景的《亚东时报》于11月15日以大号字刊出专版，哀悼被杀的维新人物，批评慈禧，还发表了刚刚逃走的梁启超从日本寄来的长诗《去国行》。新闻界这些抗争，也是戊戌变法的启蒙成果。后来不久，四川民众抗议清廷“铁路国有”政策，家家都供起了光绪牌位以抵制慈禧，说明当时民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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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身处这样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中，产生了顾虑，不愿意在天下人面前背负废掉光绪的恶名。他向慈禧提出建议说，朝廷全靠各地支持才能运作，不妨私下征求各地大员的意见，看看再说。慈禧同意，遂以荣禄名义密电各地负责人，说是太后将拜谒太庙，为光绪择后，询问各地意见。话虽很隐讳，但各地大员心知肚明，意识到这是慈禧要废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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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一位重要的封疆大吏，两江总督刘坤一站出来不同意废掉光绪。刘坤一约湖广总督（总管湖北、湖南两省军民政务的大员，因明朝时湖北、湖南两省同属湖广省，故名湖广总督）张之洞共同署名上奏，回复荣禄。张之洞签名之后又害怕了，追回奏折删去自己名字。刘坤一不怕，挺身独上奏折，说不论是为国为公，都不能废黜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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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谋深算的荣禄拿到刘坤一回复，先没声张，他要再搞一点筹码。他知道慈禧信算命，就派人到慈禧笃信的前门关帝庙抽签，又派人到地安门一个叫赵瞎子的算命先生那里求卦。慈禧也经常派人到赵瞎子那里占卜吉凶。过了些天，慈禧问各地反应如何，荣禄先把签和卦拿出来给慈禧。签和卦的大意都是不可妄动，一动不如一静。慈禧不说话了。又过两天，荣禄把刘坤一的回复呈上。慈禧一看，当然明白这也是荣禄的意思，就把这件事暂时放下了，反正光绪羁押在瀛台，掀不起什么浪来。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不愿意废掉光绪的亲王也发挥了作用，拖延了慈禧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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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来自外部。百日维新期间，西方各国都支持光绪。慈禧发动政变，各国以各种方式表示反对，弄得慈禧惴惴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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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第四天（9月24日），各国驻华使馆听说改革派大臣张荫桓被捕，立即展开营救。当天晚上，英国使馆官员和日本驻华公使就到李鸿章寓所，就此事向李施加压力，希望从宽发落。第二天下达的上谕就暂时留住了张荫桓的生命，指示刑部“暂行看管，听后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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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援救张荫桓的同时，日本政府对梁启超也施以援手。政变当天（9月21日），梁启超跑到日本使馆，在使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陪同梁启超乘火车前往天津。从25日到26日，郑永昌等人与前来搜捕维新党人的清军苦苦周旋，想办法将梁启超送到停在塘沽的日本军舰“大岛”号上，梁启超得以脱身，前往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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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于9月20日逃出北京抵天津，乘船往上海。清军警密布吴淞口码头，“逐船搜查必获”。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见状，提前在海上拦住“重庆”号轮船，找到康有为，将其转移到英国军舰“埃斯克”号上，康有为遂换乘英国轮船往香港，不久后前往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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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清廷在上海软禁黄遵宪。10日，日本驻华使馆就向总理衙门递交正式照会，对黄遵宪的命运表示深切关注。此时，倾向改革的刘坤一也向总理衙门报告说，黄遵宪被软禁后，在上海的英国人和日本人纷纷声言：“朝事若不公，必当干预。”清廷最恐惧的就是列强干预，于是让步，撤销软禁，只将黄遵宪革职，让他回家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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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光绪本人，更是西方关注的主要目标，各国尽力阻止慈禧废掉光绪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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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发生之后，京城纷纷传说光绪已经被害，而各国使节又见不到光绪本人。10月6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奉本国政府指示，前往总理衙门，询问光绪是否平安。此时的北京，正巧刚发生一次偶然冲突，部分外国人在冲突中受伤，俄、德、英三国士兵以此为借口，准备进驻北京。清廷非常恐惧各国行动，于是答复林权助说，关于光绪被杀或自杀的消息纯属谣传。林权助提出要求，希望慈禧温和处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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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三国士兵进入北京，清廷格外谨慎起来。英、法、德三国驻华官员纷纷向总理衙门表示关心光绪的身体健康。15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提出，找外国医生为光绪看病，总理衙门被迫同意。18日，法国驻华使馆医生前往中南海为光绪看病。毫无疑问，这是慈禧本人迫于压力亲自批准的，目的是安抚各国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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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结束休假到京。24日，他与总理衙门会谈时提出要求会见光绪，并代表日本天皇向光绪授勋。当然，这只是个借口，目的是充分表达对光绪的支持。结果，慈禧被迫于11月5日和光绪一道，在中南海仪鸾殿会见了矢野文雄，互赠了珍贵的礼物，光绪也接受了勋章。这是在戊戌政变之后，光绪第一次正式接见外国公使，慈禧废掉光绪的如意算盘遇到重大阻碍。在此之后，由西班牙驻华公使带头，各国又向清廷施加压力，要求将董福成率领的清军主力部队撤出河北，清廷被迫答应了各国要求，这对慈禧也十分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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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慈禧心头之恨未解。过了一年，1899年12月，她不顾各方反对，悍然用光绪名义发布诏书，立了保守派贵族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为“大阿哥”，即同治的嗣子，准备时机成熟再行废立。这一举动立即遭到坚决抵制。由上海电报局局长经元善牵头，章太炎、蔡元培、唐才常等1200多人联合签名，打电报给总理衙门说，社会各界迫切希望仍然由光绪“力疾临御”，即坚守皇帝岗位，否则，“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弄得慈禧又怕又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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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光绪自学政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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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北京再次被列强军队占领，慈禧狼狈出逃，《辛丑条约》签订，大清覆灭在即，她才痛切感到，不学习西方就无法救亡图存，而戊戌变法之后采取的倒退措施，则导致了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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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压力下，走投无路的慈禧处死、罢黜了一批保守派大员。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出逃途中，以光绪名义颁布诏书，准备变法。她要求官员参考中西政治，提出变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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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10月，慈禧从西安回北京途中，颁旨废除了载漪之子的“大阿哥”名号。到达北京第二天，下旨追升珍妃为贵妃（珍妃是她一年前仓皇逃跑时命太监推到井里处死的）。这些举动，意在缓解与光绪的关系。但是，光绪仍然继续处于囚禁之中，没有人身自由。慈禧把统治大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不容光绪半点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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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慈禧亲自推动宪政，形势一下子扭转过来，人人“咸与维新”，生怕别人说自己是保守的了。凡是光绪在百日维新期间的新政，慈禧都依样画葫芦推行，甚至于更为激进。她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并于1906年9月1日发布了“仿行宪政”的上谕，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空前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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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囚禁中的光绪的状况仍然没有改善。这是因为，慈禧非常担心自己死在光绪前面，所以对光绪的迫害并未停止。迭遭惨重打击的光绪，在珍妃被处死之后，精神已经接近崩溃了。太监们甚至怀疑光绪有精神失常的征象——他经常陷入深度忧郁状态。光绪过去是急脾气的人，现在像个木头人一样，不说也不动。太监给光绪剃完头，请示按摩不？光绪照例摇摇头。下属向他行礼时，他连眼皮也不抬，怔怔地想心事。太监们伺候完了，都赶紧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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