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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京的美国传教士何德兰有机会进宫。何德兰的妻子说：“我们每次在宫里时，皇上都陪着太后，不是在她身边，而是落后几步。她坐下后，他总是离开几步在后面站着，除非她叫他坐下，否则从不敢坐。他面容清秀而高雅，穿着深色的长衫。他是一个孤独的人，与阿谀奉承的太监、聪明伶俐的妃子和珠光宝气的太后在一起显得毫不起眼。没有一个大臣在他面前磕着头压低声音颤颤抖抖地说话，惯于奉承讨好的太监到他面前也从不跪下。”“我第一次见过光绪皇帝之后，他那双可怜而深沉的大眼睛在我面前有好几天久久不去。”（《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中华书局，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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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学者叶晓青在中国历史档案馆发现了两份光绪在1908年初的读书单。别小看了这两份读书单。这几页薄薄的纸张，相隔百年，为我们架设了一座通往光绪灵魂的桥梁，使我们从中得以窥见，一个处于超重压力之下的艰难的生命，一个正在走向人生终点的38岁的改革者，一个被迫害得几乎失常的忧郁症患者，他的内心深处究竟最关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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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是1908年1月29日，光绪朱批点名索要的购书单，由内务府办理，共4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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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政治一般》、《孟德斯鸠法意》、《政治讲义》、《法学通论》、《政治学》、《民法原论》、《宪法论》、《行政法泛论》、《日本警察讲义录》、《日本监狱法详解》、《万国国力比较》、《列国政治异同考》、《欧洲最近政治史》、《欧洲财政史》、《经济通论》、《日俄战纪》、《德国学校制度》、《各国宪法大纲》、《英国宪法论》、《欧美政教起源》、《最新战法学》、《万国舆图》、《理财新义》、《国债论》、《政治泛论》、《日本预备立宪》等，有政治官报局出版的《日本宪法说明书》、《日本统计释例》、《日本宪政略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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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份是3月1日开出的。早先，光绪阅读《政治一般》这本书时，发现此书的目录与内容不符，于是亲自抄出该书所有目录，要求内务府查询这个目录标示的内容到底出自何书。光绪抄下的这份目录很长，这里不再照录，总之是几乎包括了世界各主要国家自古以来全部历史。如第一编古代史就有“幼法拉的河边诸国之兴亡、希腊国民概论、希腊人移住斯巴达勃兴”等诸多内容，一直到第三编近代史的“三十年战争、英吉利之革命、欧洲人之文明及其殖民事业”等。另外，光绪还索要《万国史纲》、《帝国主义》、《高等学堂中国史》、《西洋历史教科书》、《欧洲新政史》下册、《英华大字典》、《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华英进阶全集》、《和文汉译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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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两份书单，内务府尽力将能够搜求到的书都进呈了。关于《政治一般》这本书的问题，商务印书馆答复说付印时搞错了，“系西洋历史目录误订在《政治一般》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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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的商务印书馆，正由当初“革职永不叙用”的张元济主持。光绪是否知道，他需要的这些书，正是百日维新时他接见过的张元济主持出版的呢？历史开了个玩笑。张元济1949年回忆说，他在担任总理衙门章京的时候，光绪常常写条子到总理衙门要书，那个时候这件事就由他来办理，“由我取来送进去”。两位改革失意者，都没有忘记启蒙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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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一般》这本书，光绪不但看过，还一字不漏地抄下了误订的目录，千方百计搜寻来读。这不但说明光绪做学问十分认真，而且也说明，在政治生命和生理生命都接近完结的时候，光绪的政治抱负仍然没有泯灭。他仍然心存一丝幻想，那就是有朝一日运用自己的现代政治学识，为这个落后的古国鞠躬尽瘁。因此，从这个书单上，我们读出了一个爱国者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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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的学习内容，比起今天申请考试政治学博士的课程如何？恐怕要大大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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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光绪还努力学习英文。据《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载，光绪每天学习英文至少一小时。“皇上天资颖悟，忆力绝强，故进步急速，惟发音不甚清晰耳。诵习未久，即能读普通教科书中之短篇故事，且能默书，亦无差误。皇上之英文书法，异常秀丽，临摹古体与装饰品用之英字，尤称佳妙。”慈禧听说，也想凑热闹学学英文，刚学了两课，就学不下去了，此后也决不谈及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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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如此广泛地搜集和研究西方政治学著作，奋力学习和钻研英文，在清朝统治者当中仅此一例。看看光绪这份书单和他每天下功夫“啃”英文，无疑大大拉近了我们和这位年轻皇帝之间的精神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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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希望之星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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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天不假年。1908年11月14日，正当立宪运动的关键时刻，光绪撒手人寰，绝尘而去。第二天，慈禧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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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岁的光绪为何恰好在74岁的慈禧去世前一天病逝？传闻甚多，至今仍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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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虽然失败，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1898年，谭嗣同在湖南担任南学会会长的时候，有一位来自湖南岳麓书院的年轻学生参加了南学会，谭嗣同曾与这位学生谈话。这个学生就是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后来担任湖南第一师范教师和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昌济，在他的《达化斋日记》中记录了谭嗣同与他的谈话。年轻的毛泽东对谭嗣同也十分钦佩。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曾详读《伦理学原理》，他为该书所写的批语中，即有类似谭嗣同的《仁学》所使用的哲学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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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戊戌变法百年纪念碑碑文所说：“戊戌变法实开中国近代改革之先河，冲击封建桎梏，刷新风气，启示后人，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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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次变法的讨论和争议，从清末至今持续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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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分析戊戌变法时说，就慈禧和顽固派贵族的立场来看，绝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到汉族人手中。变法可能给中国带来巨大好处，但却不利于大清贵族独家统治。因此，无论变法给中国带来多大好处，都不能为此付出满族丧失政权的代价。“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彼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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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说，光绪连自保的力量都没有，最后尚需乞援于康有为等，他怎么可能主持变法，推行从上到下的政治改革？他只是清朝统治阶级中一个游离出来的分子，是国家机器中脱落下来的一个零件；而康有为等最初竟误把他当作政治权力的核心，戊戌变法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带有浓厚喜剧色彩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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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史学家则认为，光绪沉不住气，缺乏政治经验。年龄优势在他这一边，最佳选择是暂时隐瞒真实意图，在慈禧允许范围内小改小革，等慈禧去世，再行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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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张灏说，戊戌变法是中国传统政治秩序解体的起点，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开端，也是近现代政治史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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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内地有些学者从“革命与改良是对立的”这种判断出发，批评戊戌变法是“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表现了改良主义的软弱性”等等。这种贬低戊戌变法的倾向，在1967年3月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中达到高峰。戚本禹这篇文章矛头是对着刘少奇来的，但话题则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电影《清宫秘史》说起。《清宫秘史》描写了戊戌变法和光绪的命运，戚文不分青红皂白给这部电影扣上“卖国主义”的大帽子，致使社会上对戊戌变法的评价降到了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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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史学界逐渐告别极“左”思潮，对戊戌变法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余英时在1998年撰文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世界趋势：“最近20年来，‘革命’的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退潮，渐进的‘改革’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戊戌变法的重大意义也得到越来越多的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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