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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民主是最终境界。要想达到这个目标，需分三步走：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虽有仁人志士，欲速之而徒生祸乱，必无成功，则亦可不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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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也”。就中国而言，革命是个什么情况呢？康有为说，那就如同李自成打进北京，黄巢攻破长安，刘邦、项羽占据关中一样，“血流成河，死人如麻，秦、隋、唐、元之末季，必复见于今日。加以枪炮之烈，非如古者刀矛也。是使四万万之同胞，死其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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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康有为担心，一旦革命风暴刮起来，中国极有可能陷入四分五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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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1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了《释革》一文。他说，日本明治维新，实质上是一场革命，“明治以前为一天地，明治以后为一天地”，变化之大，犹如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变化。但维新之后，天皇在表面上仍然“安富尊荣，神圣不可侵犯”。这种立宪体制不是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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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长文《开明专制论》。梁先生当然认为非专制政体最好，但是鉴于中国现实，只能从开明专制做起。开明专制，指一种温和的专制，即在专制条件下，把关注民生、照顾全体民众利益作为施政目标。梁启超认为，开明专制是实现君主立宪的预备。当然，和君主立宪相比，开明专制是一种倒退，表明了梁启超内心的犹豫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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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深思的是，梁启超在文章中提出，就中国国情来看，实行暴力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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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一致认为，以中国国家之大，国情之复杂，民众之贫穷，风俗之保守，如果搞起暴力来，一定是多少年大动乱。收拾动乱之人，一定得有极大的本领和权术谋略，这样的人，为了掌控动乱政局，驾驭各方力量，也不得不实行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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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说，如果闹起革命来，社会大众由于“社会险象层见叠出，民无宁岁，终不得不举其政治上之自由，更委诸一人之手”，结果还是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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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给革命开出的公式就是：“革命—动乱—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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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给立宪开出的公式则是：“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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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动暴力革命，表面上进行时间很短，实际上将倒退回长期专制。在这个过程中，将反复造成大动乱、大破坏、大牺牲。这是法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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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所需时间较长，实际上却是不断进步向上，最终实现民主。没有大动乱，没有大破坏，也没有大牺牲。这是英国模式和日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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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长程来比较，立宪倒是能够较快地引导中国进入民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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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当然不买账，汪精卫、朱执信、章太炎等群起而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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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说，既然立宪是过渡，共和是最终目标，为什么要把时间耽误在过渡时期？不如进行一次大破坏，一步到位实行民主共和。革命派说，所谓过渡，就是“滞乎中流”，何不一下子登上彼岸，为一劳永逸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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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还用火车打了个比方。他说，比如中国过去没有火车，近来才开始兴建。假如按照立宪派的渐进主张，中国应当先学习建造英美几十年以前的旧东西，然后渐渐更换新的东西，很长时间之后再建造新式火车，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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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立宪派主张渐进改革，革命派主张暴力革命。当时有没有渐进改革的条件呢？有。连革命派汪精卫都说：“满政府欲立宪”。今天回顾起来，渐进改革无疑损失更小，更符合中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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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辩结果，双方都声称自己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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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慈禧政治生涯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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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晚年立宪新政该如何评价？历来颇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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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以来，颇有些著作指责立宪新政是个“骗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宪法史略》（北京出版社出版）还说：“以慈禧为首的统治者是最腐朽、最保守、最反动的政治集团。他们敌视任何的进步与改良，拒绝一切可能的革新……就是这伙专制暴戾的统治者，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后，也扯起了推行‘新政’的破旗。此后10年间，‘预备立宪’成了清朝政府欺骗人民，抵制革命的一项重要的反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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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里行间洋溢大批判激情，但平心静气而论，这种上纲上线有失公允。慈禧固然作恶多端，她在1901年到1904年实行的“新政”，也没有越出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范围，这是事实。但是从1905年开始启动的宪政步伐，开辟了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新局，为中国日后改革也提供了可资思考的借鉴，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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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这不过是慈禧受到挫折之后的无奈之举。但我们看看世界各国政治史的记载，受到挫折不思悔改，直至晚年硬撑到底的，真不知道有多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学者杨天石说，晚清新政比戊戌变法的突破要大得多，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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