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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申报》说各界民众“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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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时报》刊载了马相伯的演说词。他说，我中国以四五千年旧船，当此过渡时代，天昏地暗，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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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社会各界的反应来看，颁布仿行立宪的上谕，是慈禧一生政治生涯的高峰，也是对戊戌变法的最大突破，在中国历史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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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立宪的进程千头万绪，艰巨复杂，清政府为此做了大量切实的工作。仅举其荦荦大者，以供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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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1905年11月设立考察政治馆，后于1907年改为宪政编查馆。该馆先后负责起草《结社集会律》（政治团体法）、《报律》（新闻法）等重要法律，颁布执行。准许国民政治结社，但对报刊禁忌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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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1905年9月采纳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建议，决定从下一年废除科举，把青少年从四书五经当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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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制定《新刑律》、《新民律》、《民事刑事诉讼法》，用西方大陆法系取代了实行2000年的中华法系，宣布司法独立，不受官员羁绊，实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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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下令奉天（辽宁）和直隶（河北、河南、山东一带）试点地方自治，这是预备立宪的重要一环。1909年、1910年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规定各地选举产生议事会的办法，实行民主政治。辛亥革命前，许多省以下单位自治机构已经成立过半，据袁伟时考证，有些省如浙江已经有90%的城镇乡建立了议事会，加上法律和司法体制改革，三权分立在各地粗具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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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改革官制，原则是三权分立，议院一时难以成立，先从司法、行政着手，传统的六部被内阁制取代，另设集贤院等安置裁减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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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全面启动宪政教育，仿照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教育章程订立规章，培养相关人才。大量翻译西方宪政书籍，对于立宪派利用媒介大规模宣传和讨论宪政，也大体上听之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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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消除满汉界限。1907年，清政府下令取消旗人特权，编入民籍。另外，官缺不分满汉，唯才是用，满汉官员晋升使用同一标准；统一满汉的礼制和刑法，满人不能特殊；准许满汉通婚。清政府已经认识到，各民族平等是实行宪政的一个前提，所以逐渐采取了“化除畛域（界限），共作国民”的系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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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成绩，不能以“骗局”二字一笔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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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如改革后设立的11个部13位大臣，7人为满族，5人为汉族，1人为蒙古族，满多于汉，不如过去的满汉各半，暴露出统治集团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对此，立宪派感到十分失望，群起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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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2月，又一极其重大的改革措施出台：设立资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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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颁布的上谕说：“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任命溥伦、孙家鼎任资政院总裁，待时机成熟，将资政院改为上下议院，上议院钦选，下议院议员由民众选举产生。10月，清廷要求各地在省会开设咨议局，研究和推进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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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上谕鼓舞下，各地促进立宪和地方自治的民众团体蜂拥而起，蔚为大观，犹如千百小型政党，推动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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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6年12月至1909年底，上海宪政研究会、预备立宪公会、吉林自治会、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粤商自治会、贵州自治学社、贵州宪政党、湖北宪政筹备会、直隶宪政研究会、福建政与会等先后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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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报刊书籍，开设学校和讲习所，举办各类活动，起草商法，创办公司，发展工商业，支持各地成立咨议局，督促立宪，推动地方自治，与列强势力周旋并维护所在地国家主权……这些团体忙得不亦乐乎，但他们的中心关注点，还是实现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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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行宪政的上谕颁布之后，康有为极为兴奋，在1907年3月将保皇会改名为帝国宪政会。梁启超则于1907年10月在东京组织了政闻社。被梁启超称为“谭嗣同式人物”的杨度，于1907年6月在东京组织宪政公会，并在国内各地都建立了分会，声势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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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活动能量极大，对宪政的精髓理解颇深。他认为中国立宪的重点是成立国会，只有建立国会，才能有效制约政府权力。他发表文章和演讲，说召开国会乃“唯一救国方法”。至于人民开化程度够不够的问题，他认为，当以“中流社会”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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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9月25日，杨度派出沈钧儒等代表赴京，把一份有100多人签名的请愿书递交都察院，首创和平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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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开了头，各省宪政组织纷纷签名上书，派代表到京向清廷请愿，要求召开国会。各地媒介也发表请愿书的内容，愈煽愈烈，形成全国上书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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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在巨大压力下，于1908年6月批准《各省咨议局章程》和《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下令各省一年内办好此事。杨度则被吸纳到体制内，在这一年进入中央政府，担任宪政编查馆行走（四品官员）。从这时起，他逐渐改变态度，要求民众“不要过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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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8月27日，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将起草完毕的《宪法大纲》、《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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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大纲》确定国家采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形式，但对君主的权力保留甚多，对议院的权力限制过多。当然，这也比“朕即国家”要进步多了，凡事总要有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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