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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对立宪进程作了总体规划，每年该干什么，规定得清清楚楚，有进度，有要求，责任目标都很明确。有了这个清单，就使政府摆脱了“摸着石头过河”的不确定性，变成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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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朝廷批准颁布这几个文件，并且下旨说：“自本年起，务在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慈禧还命令各级官员每6个月汇报一次筹备立宪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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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从发布诏令到召开国会，为期9年。清廷也模仿日本，宣布自1908年起，9年立宪，即过渡期为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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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立宪筹备工作加紧之际，1908年11月14日，年仅38岁的光绪去世。他留下的遗诏表明了这位年轻皇帝矢志不移追求民主的决心，令人钦佩。他说：立宪为其毕生之志，文武百官要“破除积习，恪遵前次谕旨，各按逐年筹备事宜切实办理，庶几九年以后颁布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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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立即宣布，立溥仪为嗣皇帝，入承大统，由25岁的摄政王载沣（光绪异母弟）监国。第二天即15日，慈禧奄奄一息，临终前降旨说：国家大事均由摄政王裁定，必须请示隆裕太后（光绪皇后）懿旨的，由摄政王面请施行。就在这一天，慈禧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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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和慈禧年龄相差30多岁，恰好接连两天相继去世，而且是年轻的死在前面，自然引起诸多怀疑。坊间多传说光绪被慈禧害死，但无实据，成为千古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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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和慈禧之死，是立宪运动的一个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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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他们的推动，政府不可能展开立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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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人是凝聚政府力量的核心。先说慈禧。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员，多是慈禧提拔，这些人对慈禧深怀感恩图报之心。再加上慈禧老谋深算，阅历丰富，心狠手辣，党羽众多，诸大臣不敢造次，政令自然容易贯通。再说光绪。他是清末政治改革的代表人物，戊戌政变中惨遭整肃，深得海内外同情，不仅民心在他这一边，那些希望推动新政的官员也都站在他这一边，而且对他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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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政府命如悬丝的最后时刻，慈禧和光绪难得地达成一致，共同推动立宪，这是立宪取得进展的至关重要的条件。两人谢世，无疑使朝廷丧失了轴心，导致人心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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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摄政王载沣虽然“生平喜读西书”，与立宪派有共同语言，但他不仅资望欠缺，而且能力平平，性格懦弱，缺乏定见，隆裕太后更是无能之辈。由这样两个人主持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显然负荷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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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开天辟地的地方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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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掌握大权之后，倒是忠于慈禧及光绪遗旨，对立宪抓得很紧。到1909年10月14日，慈禧和光绪去世近一年之际，全国22个行省除新疆之外，21个省都选出了咨议局即地方议会，这是老大中国几千年来头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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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之处是对选民资格有些限制，把资本及不动产不足5000元的人排除在外等等。这在帝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初期并不鲜见，用不着大惊小怪。毕竟大局承认了议会必须由选举产生，承认了民权，有了这一条，坚冰就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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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个省选出63个正副议长，地方著名清议人士及知名人士当选，如著名的晚清状元、实业家张謇出任江苏咨议局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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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咨议局诞生之后颇有作为。老百姓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贪官污吏横行，吉林、福建、山东的咨议局都通过了纠举和弹劾本地不法官吏的议案，令官员一百个不高兴。但咨议局的成立与运作是朝廷支持的，地方官无可奈何。分权制衡的最大受益者是老百姓，大家齐声叫好。广东、浙江、福建、湖北的咨议局先后通过了保护主权、收回权利、抵制列强的议案，表现了议员的爱国精神。各地咨议局还非常重视本地发展实业，重视改进司法以及改良社会习俗，纷纷在这些方面展开调研，起草议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安徽省咨议局，“所议事件咸能以‘为人民谋幸福’六字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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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帝国的醒目变化，引起世界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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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参观了山西和陕西两地咨议局之后兴奋异常。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一书，替我们收集了这位可爱的莫理循先生的一封珍贵信件《致瓦·姬乐尔》，有助于我们展开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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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中，这位英国记者激动地说：“我高度评价在太原府和西安府看到的省咨议局。那里的会开得斯文有礼，大有可为。这是前进中的重要步骤，我曾经希望《泰晤士报》对此给予鼓励，因为这是各省的创举，从此有机会在公开的会议上发表他们的看法，谈论本省的各种需要。”“格外引人注目的是，代表们那样从容不迫地履行自己的职责，那样有秩序地讨论议题”，“试办省咨议局显然是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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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咨议局既然有声有色地活动起来了，下一步自然是地方自治。中国太大，国家政治与各地特别是偏远地区的个人缺乏直接关系，也不可能人人参与。大国政治往往呈现出地方政治的特点，地方事务关系每个人的切身利害，自然吸引人关注。但自治对中国来说是隔膜了许久的事物，究竟怎样自治才能不脱离国家呢？这在今天也是不少人关心的事情。清政府规定，自治的范围包括：一、教育。二、卫生。三、道路工程。四、服务业。五、慈善事业。六、公益事业，如自来水、公车等。七、地方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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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乡都设立经由选举产生的议事会，主持地区自治事宜。从此，城乡民众得以选举代表，直接管理本地公共事务，与政府官吏形成抗衡，上级委派官吏垄断公共权力的局面开始打破，这是晚清立宪运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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