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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见《唐会要》卷四五，中华书局，1955，第7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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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温大雅至杨毛诸人，见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3页。杨毛姓名初见于此书卷一，第7页。另，王长谐，此书本作“王长阶”，第13页；同书卷二又称“王长谐”，第31页；两《唐书》作“王长谐”，是。姜宝谊，《新唐书》作“姜宝仪”。沈叔安、崔善为，见温大雅书卷二，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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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崔善为、张道源、姜謩、姜宝谊（仪）诸人本末，王吉林《君相之间：唐代宰相与政治》一书述之较详。见此书第一章《唐代初年政治集团的运用及其限制》第四节“从唐高祖太原起义人士之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1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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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旧唐书》卷六一《温大雅传附温大有传》：“义旗初举，高祖引为太原令。”第2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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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旧唐书》卷五八《武士彟传附武士稜、武士逸传》，第2317、第2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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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旧唐书》卷五七《许世绪传附许洛仁传》，第2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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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新唐书》卷八八《裴寂传》，第37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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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见《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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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本文各表格及表后解说依据之基本史料，为《旧唐书》、《新唐书》中各人纪传，皆用中华书局标点本，以下不另出注。若引其他材料，将另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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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见谷川道雄《府兵制国家论》，收入《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356页。按，此本为谷川氏所论以“豪右”为代表之府兵军士对周隋国家及中古后期社会变动所起之作用，本文移用于普通军士，似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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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见《旧唐书》卷一《高祖纪》，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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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见《旧唐书》卷六三《宇文士及传》，第2410页；《旧唐书》卷六一《窦威传附窦抗传》，第2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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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见《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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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唐书》述诸人籍贯，均称唐时政区名，故赵文恪、许世绪籍贯均记为“并州”，本文皆恢复为隋代政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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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汪篯认为，“许世绪、武士彟、唐俭、唐宪等晋阳一带的地主、豪商，也抱着同样的目的（引者按：指‘夺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纷纷劝李渊抓紧时机，尽速举兵。”见氏著《唐太宗》，收入《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70页。按武士彟、唐俭与唐宪兄弟为当地富商或大族，史传有明文，许世绪之出身，未见记载，不知何本。又，赵文恪家世亦无载，故此说法为一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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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见《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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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终南山与唐代长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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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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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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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隋唐长安考古的深入及研究的展开，长安城内部结构与诸多层面之关系已日趋明朗。然而，如果我们俯瞰这座帝都，便不难察觉，无论是军事、经济还是政治，乃至整个长安社会，都与周围地理风貌息息相关[1]。四周的川原虽处于长安城之外，却因各种因素，或与长安构成一体，或与其遥相呼应，形成了文化、地理意义上的整体性。倘以这种整体性来考察长安城及其附近地区的地理结构与人文社会，则能更清晰地认识长安社会。在唐长安近郊，庄园布列，但属于农民自有的土地大概不多[2]。若以长安城为中心，我们大致可将长安及其附近地区划分为都城、北郊、皇家三苑，西北郊帝王陵区，东、西郊一般墓葬区和别业，南郊又可以分成城南与南山两部分[3]。周围这几个地区可以说是长安社会的延伸，尤其是绵延于长安南部的终南山，更是由于地理位置而与长安社会具有多种互动关系，也是我们考察长安社会流动的另一个侧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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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及历史文化因素使终南山与汉唐长安关系紧密，并与长安社会有着密切联系[5]。北望都城长安的终南山，因其人所共知的秀美景色与绝尘出世的品质而为文人墨客所歌咏，或为高士逸人所趋。缘于如此特殊的地缘关系，终南山在地域、社会等方面的历史意义很值得探索。然而，目前学界尚极少注意这其中所体现出的政治文化涵义。尽管有的学者已注意到终南山在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唐代文人的情怀与价值观[6]，却甚少留意它的社会文化意义。众多关于长安的研究也忽略了长安城与终南山在地域空间、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整体性，以及二者之间的社会流动与融合，未曾将终南山纳入长安研究的视野中进行全面而具体的考察。但是，若要在真正意义上了解唐代长安的都城性格，从政治、文化、社会等角度对其周围地域进行研究同样不可或缺。下面，笔者便尝试从空间与社会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终南山与唐都长安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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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长安城与终南山的对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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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山，有多种称呼。《括地志》卷一云：“终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一山，一名南山，一名橘山，一名楚山，一名泰山，一名周南山，一名地脯山，在雍州万年县南五十里。”[7]《雍录》卷五“南山”条记载了终南山的地理范围：“终南山横亘关中南面，西起秦、陇，东彻蓝田，凡雍、岐、郿、鄠、长安、万年，相去且八百里，而连绵峙据其南者，皆此之一山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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