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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山环境优美静雅，又与长安相接，在世人心中具有特别的意境，自然就成为不同人向往的地方。终南山与长安城虽为一个整体，但是终南山的景色变化有常，作为王朝首都的长安却经历着政治风云与动荡。《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李拯传》记载：“僖宗再幸宝鸡，（李）拯扈从不及，在凤翔。襄王僭号，逼为翰林学士。拯既污伪署，心不自安。后朱玫秉政，百揆无叙，典章浊乱，拯尝朝退，驻马国门，望南山而吟曰：‘紫宸朝罢缀鸳鸾，丹凤楼前驻马看。惟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吟已涕下。”[20]唐室动荡之际，皇帝出走帝里，对着终南的旧色，李拯不禁为旧主故国而涕泪满襟。此时的终南山又岂止是单纯的景色和超脱的仙境，不正成为旧主故国的象征而折射着王朝的兴衰与更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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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山与长安城相连的地区是一广阔的平原地带，即城南地区。正是这一过渡地带使得长安与终南成为对望的态势，也才益发突显两处场景的不同。从长安城往终南山出发，其路线大致是这样：出京城启夏门，穿樊川（韦曲→韦曲南→杜曲→杜曲南）→神禾原→南山山谷→一般意义上的城南→鄠杜，至终南山。从已见文献及碑铭资料看，城南与南山在某些情况下难以分开。唐人对城南范围的认识比较混乱，有时区分并不是很明显。但是，为了突显长安城南郭近郊（所谓南城）与南山地带的不同，我们还是区分出这两个地带。本章的城南地区，就是指京城南门与终南山之间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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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毛凤枝考证，南山自潼关至宝鸡，共有150所谷口[21]。长安城南附近的几条河流，发源于终南山北麓，如樊川便源自终南山大峪。张礼《游城南记》引《关中记》曰：“终南、太乙左右三百里内为福地。”[22]自然使城南地区风景秀丽，除了景色宜人外，亦无城内的热闹和拥挤，同时又接近长安城南郭，京城许多达官贵族置别业于此，除了经济经营目的之外，春夏之时，往往为游赏避暑之地。在这里，可以体会到长安城与终南山两种不同气质的融合。可以说，城南的平原地带在地理位置上成为长安城与终南山的过渡地带。这种地理上的过渡性，也使之成为时人心理上的过渡性，即北望是古代知识阶层驰骋向往的帝王之乡，南望则是他们摆脱尘世纷扰的心灵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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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长安城在空间上已延伸到城南，别庄即为一例。而城内的人于此处别庄山居，也拉近了与终南山的距离。终南的气息随着漾漾流水注入了城南与长安城中。终南山的自然地理赋予了城南独特的条件，而长安城内居民的活动又给了这里人文特征。所以城南既有俗世的热闹，又有尘外的寂静。于是，别庄除了是身份与经济的象征之外，也是久居城内的人对自然轻松的一种接近。于是，在地理与人文特征上，城南成为长安城内世俗社会与终南山桃源的过渡地带，一边是世人向往的帝王之乡，一边是摆脱尘世纷扰的隐逸胜地。城南正是许多文人调节心灵的好去处，这样可以使他们或为理想或为抱负入仕后，又能在城郊的林泉中求得自由、排遣忧患。长安城南成为长安城内人们活动的空间，也正说明社会的流动，使长安具有了延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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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终南山与京城社会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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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之南的终南山，除了是隐居与消遣的胜地外，也是长安通往地方的重要交通孔道，为公私行旅之要道，亦即京城往返西南、东南须途经终南山。自长安逾南山通汉中、楚、蜀，自古便有散关、褒斜、骆谷、子午、蓝田诸道[23]，唐时不乏文士行踪，盛唐亦有帝君行幸。正是借此，终南山得以分别与长安城及地方社会保持联系，同时也成为维系地方与京城的重要孔道（图1）。因而，南山诸道不仅具有军事之重要性，更有政治、经济与文化沟通的重要性。众多研究表明，居于都城之南的终南山，实为贯通唐代中央与地方之要津[24]。交通使四方人物、财富汇聚京城，也使都城文化辐射天下，终南山也受到各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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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隋唐时期长安附近陆路交通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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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辛德勇《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辑，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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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内与终南山绝非完全隔绝，但是这种交流与流动，也非平常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从空间与社会两方面来考察这种关系。作为京城社会，长安是权力的集中地，终南山作为长安的腹地，在诸多方面与长安城存在互动关系。如果要整体了解长安社会，终南山是必须关注的。终南山因为都城长安而具有了某些特殊性，诸多的政治及社会原因，使终南山与长安社会息息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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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终南别业、寺院——长安官员、文人对终南的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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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外闲旷之地建设“别庄”，并置田园，两汉时已有，但为数不多。自六朝至隋唐，逐渐流行，至唐中叶，随着均田法的崩溃，该风气盛行起来，一直到宋代。在唐宋时代，这种别庄叫做庄，亦叫做庄田、庄园、庄宅、庄居、墅、别墅、别业等[25]。这也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长安社会、空间延伸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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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近郊的别庄，与长安城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存在不可忽视的关系[26]。京官加别业曾为唐代官员的理想模式，部分官员除了在城内置办庄田外，亦在城郊建立起庄园与别业[27]。长安官员的城外置业，尤以城南与城东最甚。日野开三郎考察了唐代庄园建立的地点，除了都邑草市、交通要道，还有山谷地区。这些别业主要位于长安城东郊通化门、春明门外的地域，浐河与灞河及两者之间的白鹿原北麓一带，灞河东岸、沿骊山北麓，南郊为樊川、蓝田辋川。我们注意到，城南既在城市附近，又有各个山谷谷口。别业的置办也使得城南成为长安社会与终南山融合的一个地带（图2）。唐代后半期，大都市附近的庄园经济迅速发展，其拥有者又以官员为多，妹尾达彦早已注意并论述其概况[28]。同时，相关记载也表明终南山的诸谷口为城外别业集中的地区之一，这里风光明媚且与城内交通便利，见张籍《城南》诗[29]。同时，就地理位置而言，城南距离官员在外郭城的住宅并不太远，既远离城内的喧嚣，又有川原的秀丽。这都使得此处成为别墅建置的理想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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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唐长安城官员的郊外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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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妹尾达彦《唐代长安近郊の官人别庄》，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都市の历史的性格》，东京，刀水书房，1988，第132～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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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川北岸之高地，距离终南山仅20里，京兆韦氏与杜氏在此居住，北部的韦曲位于少陵原的西端，中部的杜曲在韦曲东10里、少陵原的东南端。因高官辈出以及显赫的家世，这里也是世人向往的地方，所谓“去天尺五”，也是相对于长安城内的皇帝而言的。拥有别业的为权贵与官僚，而文人也往往为别业的风景所吸引。但是，我们注意到官僚权贵与士人来此的目的和心境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炫耀游春，后者是暂时的退隐，寻求隐居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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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献记载，这些城南的高官别业规模是相当大的，显示出身份与气派。《旧唐书》卷一一八《元载传》称元载：“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婢仆曳罗绮一百余人，恣为不法，侈僭无度。”[30]可见，这些权贵别业庄园的存在，使得城门外的城南平原也喧嚣热闹起来。对许多高官而言，在此置别业，并非想在此涤滤人世繁杂。除了看好这里的景色外，这也成为身份的标志，以此来炫耀地位与财富，这甚至成为当时社会的时尚。这里当朝权贵的庄园更是抢尽风头，风光一时的太平公主的山庄即为一例。韩愈《游太平公主山庄》云：“公主当年欲占春，故将台榭押城闉。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31]跟歌咏其他别业庄园诗歌不同的是，有关太平公主南庄的多为应制诗。这显然跟皇帝临幸太平公主的山庄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如李峤《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景龙三年二月十一日）》云：“主家山第接云开，天子春游动地来。羽骑参差花外转，霓旌摇曳日边回。还将石溜调琴曲，更取峰霞入酒杯。鸾辂已辞乌鹊渚，箫声犹绕凤凰台。”[32]这些应制诗的共同点，就是以浓重的笔墨描绘了公主山庄，它依山而起，楼榭桥台耸立，林泉馆阁相间，气派非凡。其中人工的楼阁与自然泉林相映成辉，恰似人间仙境。俗世的权力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也把长安城内的华丽喧闹带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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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贵族而言，在城南拥有别庄，更大程度上是身份的象征。城南别庄是消闲时游乐之地，但他们更醉心于官场。无怪乎罗邺《春日偶题城南韦曲》云：“韦曲城南锦绣堆，千金不惜买花栽。谁知豪贵多羁束，落尽春红不见来。”[33]贵族豪门的别庄是游乐宴请的场所，真正钟情于城南与终南别业的，是那些宦途不顺的官僚与失意的文人。所以，尽管这些别业风景怡人，真正欣赏的只是那些淡泊名利、寄情山水的人。故郑谷《游贵侯城南林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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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杜八九月，亭台高下风。独来新霁后，闲步澹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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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密连池绿，柿繁和叶红。主人贪贵达，清境属邻翁。[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