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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假隐之人而言，商山四皓入举汉廷即是他们人生的前景。对他们而言，隐逸只是为待诏入世、入仕而故作的一种姿态而已。这一点，在他们选择这种姿态之前各自都是很清楚的，且心照不宣。隐士的这种传统观念，加之终南山和长安城特殊的地缘关系，使得隐居终南山便为一些人提供了进入仕途的另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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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真正隐逸相左的“终南捷径”观念之形成，并非一时的原因，而是长久以来中国历史文化的积累。终南山在汉晋期间，已因为逸人而闻名。五柳先生所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也[116]。《晋书》卷九五《王嘉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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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人也。轻举止，丑形貌，外若不足，而聪睿内明。滑稽好语笑，不食五谷，不衣美丽，清虚服气，不与世人交游。隐于东阳谷，凿崖穴居。弟子受业者数百人，亦皆穴处。石季龙之末，弃其徒众，至长安，潜隐于终南山，结庵庐而止。门人闻而复随之，乃迁于倒兽山。[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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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隋书》卷七八《艺术列传》“韦鼎”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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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鼎字超盛，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玄，隐于商山，因而归宋。[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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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传统不仅奠定了终南山隐居之地的地位，而且这些栖居终南山的人或者被当政者所崇重，或者因隐而入宦，从而为那些投机者提供了希望与途径，使其借隐居提高声望而赢得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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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社会前提下，假隐现象存在的原因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朝廷有重视隐逸的传统存在，就朝廷而言，除了有“高蹈不仕”科外，士人一旦有名，并具有才华，便会有地方长官、方镇节帅举荐于朝廷，或罗致幕下。二是前代隐逸者的经历为朝廷和士人提供了一种模式。从国家政权的角度而言，如果存在高蹈不仕，不仅国家得不到更为优秀的人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无疑是对标榜行德政、王道的统治者的最大否定。政治上的这种负面作用，我们设想一下便可以知道。于是，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就出现在统治者的日程表上，于是对其惠赐存问，优渥有加。《唐大诏令集》卷一〇六“处分高蹈不仕举人敕”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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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古之贤君，贵重真隐者，将以励激浮躁，敦厚风俗。《传》不云乎：举逸人，天下之人归心焉。盖谓此者。朕缅稽古训，思弘致理，以为道之为体，先崇于静退；政之所急，实仗于贤才。是用求诸岩薮，假以轺传，虚伫之怀，亦云久矣。卿等各因旌贲，来赴阙庭，诚合尽收，以光是举。然孔门荷篠，唯数七人。商山采芝，空传四老。今之应辟，其数颇多，朕顷缘幸汤，粗令探赜，或全诚抗迹，固辞避于呈试，或含光隐器，不耀颖于文词。未测津涯，难于处置。语默之际，用舍遂殊。其弟子春等，并别有处分。自余人等，宜各赐物十段，用成难进之美，以全至高之节。宜皆坐食，食讫好去。仍依前给公乘还贯。其华阴郡李岗等十六人，虽所举有名，或称疾不到，宜令本部取诸色官物，各赐二十段，以充药物之资。[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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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长久以来就是后世的楷模，他们的生活方式长久以来也一直是国人的理想模式。这已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内心深处的一个情结。张说《赠崔公》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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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闻西汉日，四老南山幽。长歌紫芝秀，高卧白云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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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光尘绝，榛芜年貌秋。一朝驱驷马，连辔入龙楼。[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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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这种价值判断，成为一种共同认识之后，于是，从某个角度来说，隐于终南山比为宦于朝更要显名于世。隐居终南山，在朝野之中有了名声，连帝王也向往之并加以征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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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主常征贤，群公每举德”[121]，而独处养志的逸民无疑是贤者，能淡泊名利以避世即为有德。所以也就容易被当政者推举，一旦应征入仕，无论胸怀江山社稷的抱负，还是期冀身至显贵的想法，都会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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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之所以选择在终南山假隐，是因为终南山特殊的地理位置更能为他们提供便利。“终南表秦观，少室迩王城”。少室近洛阳，终南临长安，洛阳与长安为唐代的东西两京，隐居于两地接近王朝的政治中心。对假隐而言，这无疑是个绝佳的选择。《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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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兴，贤人在位众多，其遁戢不出者，才班班可述，然皆下概者也。虽然，各保其素，非托默于语，足崖壑而志城阙也。然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高尚之节丧焉。[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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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终南与长安、少室与洛阳特殊的地理关系，隐居于此，更容易为帝王、中央所知晓，所以一些想假借隐居之名而谋官职俸禄的人便聚集此处，乘机扬名，以等待上层的眷顾。所以，终南山、少室山绝佳的地理位置是吸引他们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长安是王朝中央所在地，地方人员往来频繁，藩镇又有机构驻此，如果能在长安周围隐逸，名声更易为人知晓。这样，若不能效力中央，也可以为入幕藩镇，求得拓展仕途的机会。而当为情势所迫，不得不离去的时候，再选择宗教寄托，选择隐居生活，也是一条退路。或因不满朝政而入终南，这有似于隐遁以明志。《太平广记》卷三一二“柳晦”条引《补录记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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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晦，河东人。少有文学，始以荫补。咸通末，官至拾遗。因上疏不纳，乃去官，庐于终南山。一日入城，访故友于宣阳里。忽遇一人求食，晦与之。此人但三齅而已，晦怪而问之。答曰：“吾阴府掌事者，蒙君设食，深愧于心。君自此三年，当为相。”言讫不见，晦未之信也。及黄巢犯阙，求能檄者。或荐晦，巢乃驰骑迎之。逼使为檄。檄达行在，僖宗知晦所作，乃曰：“晦自求退，非朕弃遗。何讪谤之甚耶！贼平，议不赦。”巢命晦为中书舍人，寻授伪相。[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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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栖隐，只是因为暂时不得志，并非出于本心。此时的归入终南山，又成为一种表达内心忧忿的行为。一旦机会来临，类似柳晦的隐居者，就会又复归长安城内，融入世俗纷争之中。所以，终南山不失为表现对现状不满的一个绝佳的去处。可以说，终南山和长安的地理位置，非常适合那些利用“隐”和“仕”作文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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