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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一〇五《王鉷传》载：“初，韩朝宗为京兆尹，引（柳）升为京令。朝宗又于终南山下为苟家觜买山居，欲以避世乱。玄宗怒，敕（王）鉷推之，朝宗自高平太守贬为吴兴别驾。”[101]这说明，长安城内的居民把终南山看作兵荒马乱之时的一个安全僻静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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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是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第一次，拥护太子建成的薛万彻事败后逃亡于终南山，后被太宗召谕，释仗而来[102]。同样，神龙三年七月，节愍太子重俊发动玄武门之变，溃败后，率其属直趋肃章门，奔终南山，后终为左右所杀[103]。宦官专权为唐后期政治史之大事，其中矛盾交错，各方势力沉浮不定。《旧唐书》卷一六九《李训传》载李训谋诛宦官，事不济，乃单骑走入终南山，投寺僧宗密[104]。在朝廷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人，仓皇之中，逃亡于终南山，既有地理位置的便利，又便于隐藏，还可不时探知城内的动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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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乱之中，长安城遭劫难，皇帝出逃，京城中各阶层选择终南山以避乱者也就更多。安史之乱对唐代社会影响甚剧，当两京沦陷，明皇入蜀，百官散遁，地居长安近邻而又幽密深邃的终南山自然成为时人逃难的首选之地。韦述抱《国史》藏之南山，使得唐朝的圣典免于遗逸[105]。《旧唐书·令狐峘传》载：“禄山之乱，隐居南山豹林谷，谷中有峘别墅。司徒杨绾未仕时，避乱南山，止于峘舍。峘博学，贯通群书，有口辩，绾甚称之。及绾为礼部侍郎，修国史，乃引峘入史馆。”[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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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时的“泾原兵变”，朱泚盗居宫阙，德宗仓皇出逃，部分长安的官员也隐匿于终南山。《新唐书》卷一四二《柳浑传》云：“朱泚乱，浑匿终南山。贼素闻其名，以宰相召，执其子榜笞之，搜索所在”[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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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值风雨飘摇之际的唐朝政府又遭黄巢起义，加速走向灭亡。巢军于广明元年（880年）入长安城，皇帝出奔，居民为了躲避兵祸，也纷纷逃进终南山。杨篆为母亲所撰墓志中提到，广明元年黄巢陷长安后，他“随侍奔避，潜处于蓝田辋谷中”[108]。《玉泉子》中也记载了西门思恭“黄巢之入长安，思恭逃难于终南山”。后郑畋以家财厚募有勇者，访而获之，以归岐下，待之若父[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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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有的是事败后仓皇出逃，有的是抱着对王朝的忠贞而入山明志。这样并非隐居，往往是逃难、躲避世乱，与真正的归隐存在着差别。有的人也就此隐居，不复出仕，有的待机而出。社会动荡之时，终南山尚能暂且保持平静，这也就维持了终南山社会的稳定性。而这些人的流入，使终南山不再只是一个不染尘事的隐逸之地，它也折射出社会的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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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通过三个方面分析了长安和终南山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又与两者之间的社会流动互相作用，使终南山与长安城在地理位置、社会上成为一体。但是，长安和终南山的互动关系，并不能消弭两者之间的区别，反倒彼此衬托。长安的特性又使终南山在世人心中具有了特殊的地位，地方和长安的社会流动也间接促进了终南山与其他地方之间的流动。“终南捷径”的空间与社会意义是这种流动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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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终南捷径”的空间与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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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山能成为隐居胜地，除景色奇丽和浓重的宗教色彩外，地临长安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所谓“终南捷径”就包含着这层地理意义。汉唐长安为帝都，为世人尤其是官僚士大夫神往之地。权力的集中地及主流文化的权威，使得长安成为世人趋之若鹜的地方。高蟾《长安旅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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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说青云路，有足皆可至。我马亦四蹄，出门似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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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京十二楼，峨峨依青翠。下有千朱门，何门荐孤士。[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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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尤其是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帝都就成为许多文人雅士实现人生梦想的舞台。科举之外高蹈不仕，隐而养望，也是让帝王眷顾的一条途径。终南山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隐逸的佳处，对那些想进入官场的人来说，隐于比邻京城长安的终南山，冀以扬名待举，候召入仕，无疑是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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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捷径”现象其来有自。这既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一种情结，又容易成为沽名钓誉的手段。“终南捷径”为讽喻借隐扬名之人，其典故来自唐代司马承祯之语。《资治通鉴》卷二一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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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召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问以阴阳数术，对曰：“道者，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安肯劳心以学术数乎！”上曰：“理身无为则高矣，如理国何？”对曰：“国犹身也，顺物自然而心无所私，则天下理矣。”上叹曰：“广成之言，无以过也。”承祯固请还山，上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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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左丞卢藏用指终南山，谓承祯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天台！”承祯曰：“以愚观之，此乃仕宦之捷径耳！”藏用尝隐终南，则天时征为左拾遗，故承祯言之。[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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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所谓“捷径”为仕途之捷径，卢藏用以隐逸终南山博取名声，自然也容易为长安的上层所知晓，被召入朝中为官。但这也包含有客观上的空间距离意义，即指终南临近长安，为进入帝京的便捷途径。司马承祯不选择终南作为自己的修身之所，显示他对仕途并无兴趣，请求引退，并非作态。而卢藏用的所谓“佳处”，除确指终南山为修行佳处外，也蕴涵着隐居终南山，能为人生前途提供良机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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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隐逸是有传统的，可以确定地说是从伯夷、叔齐以来形成的传统[112]，这样的隐逸具有感召人的崇高情操与气节。所以，古代高蹈不仕的人大都处高岸深谷、不通人迹之处。隐于深山，不与时辈交流，以求独醒，也是许多对现实社会不满的人士多采取的处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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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山的地貌及自然景观和它与长安城的相对位置，很适宜隐居，因而历代高人隐士都对它垂青有加。秦汉时期的高隐四皓被汉室征召的典故，便发生在终南山的一个支脉商山。商山，在今陕西商县东，亦名商岭、商阪、地肺山、楚山，地形险阻，景色幽胜。秦时“修道洁己，非义不动”的四皓，汉初仍“深自匿终南山，不能屈巳（己）”[113]，后被时为太子的汉惠帝刘盈征召。这虽是一段佳话[114]，但是，只要我们详细考察当时的政治环境，便不难发现商山四皓的被征召与当时刘盈面临被废的境况有关。在张良的建议之下，正是利用四皓德行的感召力，吕后令太子卑词安车，与商山四皓游，设法征召他们并大造舆论，使汉高祖刘邦误以为太子羽翼已丰，不宜废除太子。这是因为商山四皓的德望已成为一种标志，且他们的入世正是当初高祖刘邦所努力未果而耿耿于怀的事情。权谋的介入，终使高隐被扭曲为政治统治或斗争的手段而已。尽管后来四皓固辞不受吕后的加封，仍入商山隐居，但这个事件不仅显示了主流文化强大的同化力，同时也给后世统治者及世人以某种意味深长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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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帝王而言，“举逸民，天下之人归心焉”。这是王朝收服民心的重要举措，也是帝王清明、王朝兴盛的象征。于是，历代帝王也很愿意寻访高隐之人。《隋书》卷七七《隐逸列传·徐则》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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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王广）手书召之（徐则）曰：“……昔商山四皓，轻举汉庭，淮南八公，来仪藩邸。古今虽异，山谷不殊，市朝之隐，前贤已说，导凡述圣，非先生而谁！故遣使人往彼延请，想无劳束带，贲然来思，不待蒲轮，去彼空谷。希能屈己，竚望披云。”〔徐〕则谓门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来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征。”于是遂诣扬州。晋王将请受道法，则辞以时日不便。其后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礼之仪。至于五更而死，支体柔弱如生，停留数旬，颜色无变。[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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