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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几个方面的考察，可以看出，终南山与都城长安社会存在着各种基于权力、地域、制度而形成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有着深远的传统文化背景与历史基础，同时也隐约可寻发展的过程。概括而言，终南山与长安社会的关系与反映的问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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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在自然地理方面，终南山环拱都城长安，峰峦秀异，有着秀丽别致的自然景致。对长安社会的名利世界，终南山是世外桃源。但是就空间而言，终南山地临都城长安，又赋予了它世俗社会的一面。其山谷平原处与长安城郭相接，成为人们游览的胜处，更是达官显贵建庄园别业的首选。这无疑是长安地理空间的扩展，也是长安社会的延伸。不仅体现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终南山世界与长安社会之间在地理、心理乃至文化性格上有了一个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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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终南山在都城与地方的往来交通枢纽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客观上使得终南山与长安城互通便利。由此来往京城的官员、士人、商人等，或失意落魄，或春风得意，他们对终南山的感受因而有别。这一切均使终南山具有了世俗特色，成为名利社会的一部分。汉唐之间，终南山在世人心目中的角色正历经一个变化，即自隋唐始成为逃避权势隐居胜地且与世俗社会有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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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长安的迁移，终南山与王朝都城连接更加紧密，也愈加成为个人争取仕禄的一条途径。对古代知识阶层而言，非居处于通都大邑，则归于山林溪谷。而终南山因与长安城的对倚，则成为一理想的“世外桃源”。在此处高卧隐栖以提高身价，获得天子的眷顾，不失为一条走上荣达之路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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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中，政权对隐逸之人一直是优重有加，往往设法把他们纳入自己的统治体制之中。终南山为隐逸圣地，却又紧邻权力中心——帝都，于是乎终南隐逸的情形便复杂起来，有了所谓“真隐”、“假隐”之分。后者趋奔于此，而实为沽名钓誉，“终南捷径”也就具有了具体的政治地理空间意义。这一点又具有共时性，它反映了某些社会观念与制度是逐步地沉淀而成为人们一贯的意识，即便在社会变革之际，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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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因为地理位置的整体性，终南山也成为都城举行某些活动与仪礼的空间。帝王、贵族、显宦、文人、僧侣来往穿梭于终南山与长安城之间，这体现了各个阶层的价值取向，也体现了两个空间不同的境界。行宫、祠庙、别业、寺观，使得终南山具有了政治、宗教、文化的象征意义。但是，它毕竟又有别于长安城，这就使得出入终南山具有了不同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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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大致勾勒了终南山与长安城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不仅是具体的、物质上的，同时也是无形的、观念上的。终南山并非仅是长安城在空间上的一个简单延伸，同时，长安的社会、政治文化影响也波及终南山。但是，终南山决非长安城地理位置上一个简单的附属，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特性，愈发显示出长安社会的现实性。从社会层面上分析，它们不只是地域布局上简单的城与山的相依。长安与终南山在空间、社会上的互动关系，体现了人们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由于价值观念不同而采取的不同流动方式，由此也决定着他们对空间的选择，多种社会因素在这背后起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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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终南山寺院[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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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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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年来，学界已注意到自然、地理、气候环境对汉唐长安生活的影响。见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日历史地理合作研究论文集第一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增刊，1998；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日历史地理合作研究论文集第二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增刊，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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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武伯纶曾根据唐长安城近郊土地的性质将其分作如下五类：一、供游赏燕宴的山池园亭；二、供个人优游逸居的别墅别业；三、作为一个家族的产业而置备的庄或别业；四、寺院的庄田；五、坟墓的下帐和洒扫田。详见武伯纶撰《唐代长安郊区的研究》，《古城集》，三秦出版社，1987，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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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唐长安城以朱雀大街及其从明德门向南的延长线为界分成万年、长安东西两县，因为两县在人文地理上的某种共性，因此本文在长安城人文地理区域的划分上不按照唐时的行政区划，以免叙述上的重复。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划分实际上只是综合武伯纶、妹尾达彦及杜文玉等人的研究成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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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北文化大学詹宗祐先生2003年完成其博士论文《隋唐时期终南山区研究》，承蒙詹先生赐文，得以拜读。本文立意、内容、结构与詹先生文都有不同，旨在通过考察终南山与长安社会形成的互动关系，来分析因为地域关系而形成的终南山与长安社会流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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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照《唐长安城南图》，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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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川合康三《终南山の变容——盛唐かり中唐へ》，《中国文学报》第50册，1995，第55～67页。中译文《终南山的变容——由盛唐到中唐》，《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刘维治、张剑、蒋寅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70～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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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唐）李泰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卷一，中华书局，1980，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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