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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五岭与邓德明《南康记》五岭不同。又据岑仲勉先生考订，李昉所引《南唐记》亦不是邓德明的《南康记》，应为唐天宝时人的作品，因而此五岭应是唐人的说法[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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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元和郡县图志》对五岭的叙述不够完整，因而学者对其不够重视，今人覃圣敏在《五岭辨正》一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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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亦叙及五岭，惟有缺卷，仅见二岭：“越城峤，在（全义）县城（按：中华本无‘城’字）北三里，即五岭之最西岭也。”“萌渚峤在（冯乘）县北一百三十里，即五岭之第四岭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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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前引颜师古和章怀太子注文，可知唐人对于秦汉五岭，已经不能确知其指。不过，二人均以裴氏之说为审，又实为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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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唐与唐以前五岭诸说，不难发现，唐五岭与南北朝时邓德明《南康记》、郦道元《水经注》、顾野王《舆地志》名号基本一致[17]，五岭位置亦基本相同，惟第三岭都庞改为“江华郡永明岭”了。江华郡治今湖南道县西，与南北朝时都庞岭所在的蓝山县相去甚远。都庞岭的位置，由原来位于骑田、萌渚岭之间，转移到萌渚、越城岭之间了。这一变化是唐五岭较之前代记载的最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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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对五岭及其位置的解释，不仅未能澄清唐以前五岭诸说，反倒又增添了新的说法。颜师古与章怀太子对于这些异说，大概也不能定夺，因而说：“领者，西自衡山之南，东穷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别标名则有五焉。”“一山之限”指的应当就是今天整个南岭山脉；“而别标名则有五”，是南岭又有五个子岭。二人没有辩证诸说，却都直接指认晋人裴渊的说法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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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分析可知，探讨“五岭”及其位置问题，不仅涉及五岭名号及具体空间分布，还应将时间因素考虑在内，也就是说，五岭及其位置，起码在唐以前，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是各不相同的。只有综合把握时空因素，方有可能对五岭作全面的认识，“五岭”方能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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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后人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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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以后，唐“五岭”的观念则逐渐为世人接受，遂成为一种固定的说法，并一直沿用至今。宋人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秦南守五岭：塞上岭一也（今南安军大庾岭）；骑田岭二也（今郴州腊岭）；都庞岭三也（今道州永明岭）；甿渚岭四也（今道州白芒岭）；越城岭五也（今静江府北、永州南临源岭）。”[18]《明一统志》“南安府（大庾岭所在）……当五岭最东”；“都庞岭，在永明县北五十里，东北连掩山，西南连荆峡镇……一名永明岭。秦王翦降百越，以谪戍五万人守五岭，都庞其一也”；“越城岭，在兴安县北三里，即五岭之最西岭也。”[19]如文初所引，现代地理学对“五岭”及其位置的界定，正来源于唐人的“五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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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五岭诸说差异较大，特别是唐代的五岭说与前代的说法矛盾之处非常明显，学者对“五岭”及其位置的探讨并未停止。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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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世有五岭之说，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逾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入广西，之贺，四也；自全入静江，五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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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周氏提到了从南宋福建路的汀州（治今福建长汀）进入广南东路循州（治今广东龙川县西）、梅州（治今广东梅州）的道路，并认为五岭非山岭之名，而应是五条入岭的通道。周氏的观点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他以入岭之途，即交通路线的方法来阐释“五岭”，则为我们全面认识五岭及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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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者赵一清认同《水经注》的记载，并且认为郦道元的说法与邓德明的说法无关，邓德明的说法是错的。“按《后汉书·吴佑传》章怀注引《南康记》曰：五岭，南康大庾一也，桂阳甲骑二也，九真都庞三也，临贺萌渚四也，始安越峤五也。《广州记》则以为大庾一，始安二，临贺三，桂阳四，而以九真为揭阳，合为五岭。是注所言五岭之次与邓《记》合，第考班志，九真郡有都庞县。应劭曰，庞音龙。师古曰，音庞。而桂阳之部龙乃岭峤之名。王象之《舆地纪胜》曰，山之绝顶曰都逢，土人语讹曰庞也。不知都、部字相似，庞龙音相连，而强以都逢为土音。山之绝顶之说，殆因岭峤而傅会邪。此与九真之都庞县无涉，邓记误也。当以南平部龙为是。”[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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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对五岭问题作了更为深入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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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张耳传》师古曰：“裴氏《广州记》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是为五领。邓德明《南康记》，大庾领一也，桂阳骑田领二也，九真都庞领三也，临贺萌渚领四也，始安越城领五也。裴说是也。”《后汉书·吴佑传》章怀《注》引二书，亦以裴说为审，盖见邓《记》九真字不合也。不知邓数五岭，由东而西，则第三岭自当在骑田、萌渚之间。若九真之都庞已至极南，何得以为第三？此由南平都庞亦属桂阳，《记》蒙上省桂阳字。浅人不知，以为有脱文。但见九真有都庞县，遂加九真二字，非《记》原误也。至作都庞，毫无疑义。郦氏所言五岭之次与邓合，盖从邓说，此必作都庞，今本作部龙，乃以形近致误，此可望而知者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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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进而批判了赵氏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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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拘于都庞之在九真，而云此以部龙为是，疏矣。宋本《寰宇记》，蓝山县，本汉南平也，有黄蘖山，今谓之都庞山，在县南九十里，即是五岭从东第三岭也。宋蓝山在今县北十五里。《通典》又谓都庞岭在永明县，与《注》异。[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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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汉代桂阳郡南平县南邻桂阳县（治今广东连州），两县大概正以都庞岭为界。由于版本的缘故，有些版本的《水经注》记第三岭为“部龙”，杨氏对于赵氏的考证的批判，亦仅限于第三岭名号的争论，即第三岭究竟是都庞岭还是部龙岭？而对于第三岭的位置，他们并没有分歧，都认为应该在汉南平县（即宋蓝山县，治今湖南蓝山县北）境[24]。杨氏除认同《水经注》五岭的说法外，经过考证，还认为邓德明之说实际与郦氏观点一致，甚至是郦氏沿袭了邓氏的说法。由杨氏的考证，则唐以前对于五岭的具体解释，除裴渊《广州记》外，不仅五岭名号一致，甚至叙述的次序也都是由东往西。对于裴渊《广州记》的观点，杨氏大概认为错误明显，故没有加以论述。再以杨氏考订的邓德明“五岭”较之唐代“五岭”，可以发现，两说对于五岭为哪五岭，也是惊人的相同；两说的差异，仅仅是第三岭都庞的位置问题，可惜杨氏对这一问题没有作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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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法国汉学家鄂卢梭（L.Aurouseau）主多岭说。鄂氏考证秦平南越诸事，首先涉及五岭问题。他认为都庞岭在九真不可信，唐人都庞岭的说法亦不足据，都庞岭“应以部庞（音龙）为是……此第三岭应是部山岭了。此山也在湖南省之南境，可是在蓝山县境，距钟水不远。质言之，在广东西北界附近，而处第二岭之西，第四岭之东。此第三岭应接连州江（广东），而由是直接通至番禺；可是他同第二第四两岭很近，虽然可以通到广东都会，然而不能直接达到一条重要的川流之上。他所经行的道路，不久便到北江同连州江汇流的处所，而与长沙、番禺的大道合而为一”，因而“此第三岭不甚重要”。鄂氏的观点与杨说有类似之处，但他同时并不否认裴渊的说法，认为第三岭的混乱，正是因其“不甚重要”，以致出现了“两种五岭”甚至“六岭”，“总而言之，此六岭，或此两种五岭，皆属两广北界不远的山岭。别言之，有五岭即在南岭山系之中，至若揭阳岭，则在近于广东海岸一小山系之中。”[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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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仲勉在评价鄂氏的著作时，也对五岭进行了考证，认为“五岭之解释，实随北方势力之消长而变迁；揭阳者，鄂氏所谓西汉自闽入粤之通道，亦最古之说也，故裴氏主之。迨晋穆永和四年（348年），升平三年（359年），两破林邑，孝武太元六年（381年），杜瑗平九真之乱，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又败范达，宋文元嘉二十三年（446年），檀和之大伐林邑，百年之内，屡耀兵威，释五岭者随势力伸张，遂由岭东之揭阳，移为交南之都庞，固顺其自然之趋势者矣。”“《水经注》‘部龙之峤’，或作都庞，鄂氏持此为否认九真之证；然道元北人，说许有误，且其书迟于德明当可百年，宋而后交南汉族，势力渐削，沿至中唐，遂代以南方无显然出路之永明岭，得非五岭解释，随民族消长而嬗变耶。”岑氏没有轻易否认历代有关五岭的说法，认为五岭诸说都是对某一历史时期真实情况的反映，“九真”非衍文，“九真都庞”确实存在，五岭并非全部位于今南岭山脉之中，“五岭解释，应随历史之变化，作自然观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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