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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汉代第三岭都庞岭的位置，至迟在唐代发生了变动。唐代五岭说成为后世乃至今日的五岭说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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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五岭的基本问题，可以说已经得到了澄清。然而，五岭为什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动？对于这些问题，宋人周去非的观点兴许可以提供一些线索。周氏认为，“自秦世有五岭之说，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随后罗列出了五条“入岭之途”[40]。周氏以过岭通道的观点解释五岭，虽然较为独特，却并非首创。《晋书·地理志》：“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故曰五岭。”[41]《通典》亦言：“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综观三家说法，五岭虽不能按周去非的理解，完全指五条“入岭之途”，但五岭与过岭通道之间关系非常密切，却由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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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整体上呈东西走向的南岭山脉，绵延横亘于今湖南、江西与两广的交界处，对于山岭两侧的交往非常不利。但是，南岭群山之中的一些山岭因为具有独特的地貌特征，或形成低谷走廊，或形成构造断裂盆地，或较为低矮而较易翻越，遂成为南北交通的天然孔道。这些通道旁边的山岭历来为世人所重，至秦“时有五处”，五岭因此得名[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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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周氏又言“乃若漳、潮一路，非古入岭之驿，不当备五岭之数。桂林城北二里，有一坵高数尺，植碑其上曰桂岭。及访，其实乃贺州实有桂岭县，正为入岭之驿。全、桂之间皆是平陆，初无所谓岭者，正秦汉用师南越所由之道。桂岭当在临贺而全、桂之间实五岭之一途也。”[43]漳州（治今福建漳州市）、潮州（治今广东潮州市）之间的傍海古道为后代新开[44]，与本文关系不大，暂不讨论。但周氏的论述，尤其是他的实地考察却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过岭诸道并非一时开通，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开辟的；并且，在不同的时代，过岭诸道的地位又是不同的。探讨五岭具体位置的变动原因，正应从这一客观事实出发，考究五岭通道地位的变化与五岭名称变化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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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唐及唐以后以唐说为准的记载，当叙及都庞岭时，往往仍然按照汉五岭的顺序，以都庞为“第三岭”。都庞岭的位置为什么会发生变动？后人缘何未对五岭重新排序，而是继续沿用汉五岭的顺序？又《淮南子·人间训》：“（秦）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45]秦五军与五岭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仍要从历代过岭交通的变迁入手来获取，将另文详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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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国学学刊》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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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中华书局，1959，第2573页；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第30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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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汉书》卷三二《张耳陈余传》，中华书局，1962，第1831页；卷四五《伍被传》，第2171页；卷二七《五行志》，第1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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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第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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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上两条俱见《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注，第25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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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注，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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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汉书》卷三二《张耳陈余传》注，第18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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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后汉书》卷六四《吴佑传》，中华书局，1965，第20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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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杨守敬：《水经注疏》卷三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第3181页。《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章怀注：“峤，岭峤也。《尔雅》曰：山锐而高曰峤”，第8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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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分别参见《水经注疏》卷三八、三九，第3211、3205、3125、3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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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岑仲勉：《评〈秦代初平南越考〉》，《中外史地考证》上册，中华书局，1962，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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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岑仲勉：《评〈秦代初平南越考〉》，《中外史地考证》上册，中华书局，1962，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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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杨守敬：《水经注疏》卷三九，第3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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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八四《州郡十四》，中华书局，1988，第49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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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五四引《南康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893册，第5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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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岑仲勉：《评〈秦代初平南越考〉》，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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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覃圣敏：《五岭辨正》，《文史》第三十二辑，中华书局，1990，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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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通典》与唐《南康记》记第四岭为“甿渚”，与前引诸书记作“萌渚”或“萌诸”稍异。按地名同名异写，古代非常多见，无须多议。又顾野王《舆地志》第五岭记为“越岭”，此处或佚“城”字，或为越城岭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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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五“北据五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12册，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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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分别参见（明）李贤《明一统志》卷五八《南安府》、卷六五《永州府》、卷八三《桂林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73册，第190、380、7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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