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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汉代桂阳郡南平县南邻桂阳县（治今广东连州），两县大概正以都庞岭为界。由于版本的缘故，有些版本的《水经注》记第三岭为“部龙”，杨氏对于赵氏的考证的批判，亦仅限于第三岭名号的争论，即第三岭究竟是都庞岭还是部龙岭？而对于第三岭的位置，他们并没有分歧，都认为应该在汉南平县（即宋蓝山县，治今湖南蓝山县北）境[24]。杨氏除认同《水经注》五岭的说法外，经过考证，还认为邓德明之说实际与郦氏观点一致，甚至是郦氏沿袭了邓氏的说法。由杨氏的考证，则唐以前对于五岭的具体解释，除裴渊《广州记》外，不仅五岭名号一致，甚至叙述的次序也都是由东往西。对于裴渊《广州记》的观点，杨氏大概认为错误明显，故没有加以论述。再以杨氏考订的邓德明“五岭”较之唐代“五岭”，可以发现，两说对于五岭为哪五岭，也是惊人的相同；两说的差异，仅仅是第三岭都庞的位置问题，可惜杨氏对这一问题没有作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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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法国汉学家鄂卢梭（L.Aurouseau）主多岭说。鄂氏考证秦平南越诸事，首先涉及五岭问题。他认为都庞岭在九真不可信，唐人都庞岭的说法亦不足据，都庞岭“应以部庞（音龙）为是……此第三岭应是部山岭了。此山也在湖南省之南境，可是在蓝山县境，距钟水不远。质言之，在广东西北界附近，而处第二岭之西，第四岭之东。此第三岭应接连州江（广东），而由是直接通至番禺；可是他同第二第四两岭很近，虽然可以通到广东都会，然而不能直接达到一条重要的川流之上。他所经行的道路，不久便到北江同连州江汇流的处所，而与长沙、番禺的大道合而为一”，因而“此第三岭不甚重要”。鄂氏的观点与杨说有类似之处，但他同时并不否认裴渊的说法，认为第三岭的混乱，正是因其“不甚重要”，以致出现了“两种五岭”甚至“六岭”，“总而言之，此六岭，或此两种五岭，皆属两广北界不远的山岭。别言之，有五岭即在南岭山系之中，至若揭阳岭，则在近于广东海岸一小山系之中。”[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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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仲勉在评价鄂氏的著作时，也对五岭进行了考证，认为“五岭之解释，实随北方势力之消长而变迁；揭阳者，鄂氏所谓西汉自闽入粤之通道，亦最古之说也，故裴氏主之。迨晋穆永和四年（348年），升平三年（359年），两破林邑，孝武太元六年（381年），杜瑗平九真之乱，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又败范达，宋文元嘉二十三年（446年），檀和之大伐林邑，百年之内，屡耀兵威，释五岭者随势力伸张，遂由岭东之揭阳，移为交南之都庞，固顺其自然之趋势者矣。”“《水经注》‘部龙之峤’，或作都庞，鄂氏持此为否认九真之证；然道元北人，说许有误，且其书迟于德明当可百年，宋而后交南汉族，势力渐削，沿至中唐，遂代以南方无显然出路之永明岭，得非五岭解释，随民族消长而嬗变耶。”岑氏没有轻易否认历代有关五岭的说法，认为五岭诸说都是对某一历史时期真实情况的反映，“九真”非衍文，“九真都庞”确实存在，五岭并非全部位于今南岭山脉之中，“五岭解释，应随历史之变化，作自然观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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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圣敏则否定了除《水经注》之外，包括邓德明《南康记》在内的诸家说法。他认为裴渊之说中的揭阳岭，“汉初已为闽越通道，但其时距秦亡已近百载，不可据此以为秦时此道已通……揭岭为僻塞之地，非为要途”，“揭阳岭道之通，或始自佗时”。对于第三岭，他认为“置都庞于九真境之误，并非自邓德明始，其前东汉服虔《汉书音义》，已将五岭置于交趾、合浦郡境，早开先河”，而唐及唐以后典籍中记载的“今道县、江永都庞岭非五岭”，“五岭第三岭原名当为部山或部龙。因部龙与都庞字形相近，又因永明境有都庞岭，故后人误以为都庞当部龙，致使五岭第三岭移位”，进一步断言：“此历史悬案，今可释然而决矣！”[27]覃氏认为有些版本的《水经注》记第三岭为“部龙”是正确的，又以此分析第三岭在唐代发生位移的原因。殊不知历代学者，特别是杨守敬对于第三岭已有详细考证，第三岭本来就应做都庞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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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在《揭岭揭阳山辨》一文中谈到“揭岭为秦五岭之一，置戍所”[28]，可惜未对五岭作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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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唐以后对五岭诸说的探讨，多数学者试图肯定唐及唐以前的某一种说法，以此来否定其他诸说，这是较为合理但不一定科学的方法。少数例外者，如鄂卢梭的观点，仅仅罗列了诸家说法，并未做太多的考证，没有得出一个较为确定的结论，只是笼统地认为五岭应位于南岭及其余脉中，对于五岭究竟为哪五岭，实际上是模棱两可。岑仲勉注意到五岭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指向，因而没有否定任何一种说法，并尽力将诸种说法出现的时代与当时的情势联系起来，以证明有关五岭的诸种解释，实与中原势力对岭南地区影响的强弱息息相关。这种观点和方法虽然较为新颖，却过于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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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由《元和郡县志》的相关记载引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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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圣敏在《五岭辨正》中引用了两条《元和郡县志》的相关记载，并说“惟有缺卷，仅见二岭”。《元和郡县志》有缺卷是真，对于五岭的记载，却并非“仅见二岭”。实际上，《元和郡县志》尚有一条有关五岭的材料，似乎没有受到学者的重视，而这条材料对于解决五岭及相关问题，实在非常关键。《岭南道·始兴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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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庾岭，一名东峤山，即汉塞上也。在县东北一百七十二里。从此至水道所极，越之北疆也。越相吕嘉破汉将军韩千秋于石门，封送汉节置于塞上，即此岭。本名塞上，汉伐南越，有监军姓庾，城于此地，众军皆受庾节度，故名大庾。五岭之戍中，此最在东，故曰东峤。高一百三十丈。秦南有五岭之戍，谓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县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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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秦南有五岭之戍，谓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县也”一句，较之裴渊《广州记》：“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斯五岭”，有值得推敲的地方。这两句话表面看起来极为相似，实则大有不同。《元和郡县志》所记秦五岭，似乎统一认作五岭所在的五个县名，这应是对《广州记》所记五岭最直接的解释。然而，考五县中揭阳县晋代已废[30]，至宋代方复置[31]；大庾县则始置于隋[32]。唐代以前，五县从未同时出现。所以，若没有缺衍文的话，《元和郡县志》的此处记载，极有可能是没有弄清大庾县的建置年代，进而没能完全正确阐释《广州记》的记载[33]。不过，《元和郡县志》的记载，倒是明确指出晋人裴渊的说法，实际上是秦代的五岭，而且《广州记》所记秦代五岭，并不一定都是岭名，除大庾确为岭名外，其他四名应当是另外四岭分别所在的县名，也就是说，其他四岭分别位于四县境内。这四县的建置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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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安：西汉置，治今广西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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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贺：西汉置，治今广西贺州东南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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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阳：西汉置，治今广东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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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秦置，治今广东揭阳西北。[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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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县，除揭阳外，另外三县都是汉代始置，再参照大庾之名最早出现于汉代，因而《广州记》所记五岭又可能是后人对秦五岭的一种追述。秦代五岭，尤其除大庾之外的四岭，或本无具体所指，仅以四县笼统称之；或四县境内各有同名四岭，设县之时，皆以岭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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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郡县志》的记载并非只是一条孤证，也不是李吉甫的一家之言。唐颜师古的观点，实际上与《元和郡县志》是基本一致的。按颜师古注“五岭”，出现在《汉书·张耳陈余传》：“秦为乱政虐刑，残灭天下，北为长城之役，南有五领之戍”[35]一文之下，颜师古以裴渊的说法为是，所指正是秦代的五岭。而章怀太子没能理解颜师古的意思，在注后汉史事时简单承袭了师古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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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秦代五岭，汉代五岭的范围开始缩小，由《元和郡县志》可知其最东一岭为塞上岭（汉以后又名东峤或大庾岭），在唐始兴县（治今广东始兴西）东北172里，与前面诸说中提到的大庾岭实为一岭。其他四岭，据前引《元和郡县志》两条记载及对杨守敬相关考证的分析，可以知道，汉及汉以后直至今天，五岭的名号再没有发生变化，存在争议的只是第三岭都庞的位置问题，即都庞岭究竟位于汉代桂阳县（治今广东连州）还是唐代江华郡（治今湖南道县西）。这一争议实际上非常容易解决，因为前一种观点至迟在南北朝时已经出现，而后者则出现于唐代。除塞上岭外，汉代其他四岭的位置，应以杨守敬的考订为准：骑田岭和都庞岭，都在今广东连州北；萌渚岭，在今广西贺州北；越城岭，在今广西桂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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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汉代五岭，唐人所述的五岭，仅是都庞岭由原来骑田、萌渚之间，转到萌渚、越城岭之间，即今湖南道县南（唐代亦称永明岭）了。其他四岭，仍然和汉五岭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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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东汉服虔认为五岭在交阯（合浦）界中。据岑仲勉先生考证，裴骃《史记集解》所引《汉书音义》一书的作者，正是东汉服虔。《汉书音义》理应与颜师古所引服说一致，因此，或《汉书音义》缺，或颜氏所引衍“合浦”二字。颜师古认为“服说非也”；岑仲勉则认为依服氏之说，应有一五岭“在广州之西南”的汉交阯与合浦郡境[36]；覃圣敏则否定服虔的说法[37]。按汉代虽有交阯郡、交阯县，但交阯亦可代指岭南的广大地区，《史记·五帝本纪》：禹之功，“南抚交阯，北发西戎”[38]；西汉又设有交阯刺史部，《汉书·地理志上》：“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39]。即便交阯、合浦并指汉郡，服虔以二郡指代岭南，亦不是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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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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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面对五岭及相关问题的探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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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岭为哪五岭，秦汉两代发生了变化。秦代甚至秦以前五岭的具体所指较为模糊，后人记载甚至以五岭所在的县来指称。秦代五岭的范围，较之汉代五岭也相对广泛，向东延伸至南岭余脉的最东段，今闽南、粤西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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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代五岭，方可谓实至名归，也就是说，五岭缩小为今天南岭的地理范围。并且，其五座山岭的名号在汉以后亦固定下来，再未发生变化；五座山岭的具体地理指向，除第三岭外，亦从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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