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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宋）王应麟：《汉制考（《玉海》附）》，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53～54页；（清）沈家本撰，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5，第1367～1381、1659～1717页；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2003，第1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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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林剑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69～74页；连劭名：《西域木简所见〈汉律〉》，《文史》1988年第2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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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均明、刘军：《汉代屯戍遗简法律志》，科学出版社，1994，第92～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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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文物出版社，2009，第144～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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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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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建国：《秦令与睡虎地秦墓竹简相关问题略析》，载氏著《帝制时代中国法》，法律出版社，1999，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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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年第3期；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行书律初论》，《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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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滋贺所言律、令名称可在三种意义上使用，是指：第一，像《开皇律》、《武德令》等那样，指一个时期内的全部律、令（律典、令典）；第二，像“盗贼律”、“户令”等那样，指全部中的一个篇目（律篇、令篇）；第三，像“故杀期亲卑幼律”等那样，指各条文乃至其中的一个事项（律条）。参见滋贺秀三《关于曹魏〈新律〉十八篇篇目》，载杨一凡总主编、冈也诚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二卷《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重要成果选译·魏晋南北朝隋唐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264页 。又，新近情况有所改变，王伟在讨论汉律时，就注意到滋贺的提法。他所言“律”一词的不同意义，正是据滋贺上述论点展开。参见王伟《论汉律》，《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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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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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合订本），中国人民大学，2007，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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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林清源：《简牍帛书标题格式研究》，艺文印书馆，2004，第5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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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李零：《〈孙子〉篇题木牍初论》，载氏著《〈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中华书局，2006，第371～383页；胡平生、李天虹：《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540～5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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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南张家界古人堤遗址与出土简牍概述》，《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2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南张家界古人堤简牍释文与简注》，《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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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第139、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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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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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张忠炜：《汉代律章句学探源》，《史学月刊》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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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徐世虹：《说“正律”与“旁章”》，孙家洲、刘后滨主编《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288～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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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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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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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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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145、156、213、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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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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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徐世虹：《秦汉法律的编纂》，韩国古中世史学会主办“古代中国的国家资源运用及其原理”国际学术会议论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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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梦县博物馆：《湖北云梦睡虎地M77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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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整理小组最初提出“齎律”为律篇名的观点，彭浩又详加论证。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44页；彭浩《睡虎地秦简“王室祠”与〈齎律〉考辨》，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编《简帛（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243～248页。按：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认为“齎”读为“资”，若将此字简化为“赍”，与其意思不符，故仍保留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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