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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80、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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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晋书》卷三〇《刑法志》，第9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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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除吏律”中律文间多有“·”符号，可能是作分条分段的标识出现。律条间是否衔接，似还不能下结论。各条大体上与“除吏”相关，但每条（或段）内容似各有侧重。私意以为它们起先可能并不是接续书写的，似乎是分条书写而被抄汇成这个样子的。“除吏律”可能因“·除士吏”句而得名，但能否概括其他条文也就不得而知了。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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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林清源：《简牍帛书标题格式研究》，第125～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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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王伟：《秦律十八种〈徭律〉应析出一条〈兴律〉说》，《文物》2005年第10期；李力：《秦律十八种〈徭律〉析出〈兴律〉说质疑》，《中国文字》2007年第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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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陈伟：《“奔警律”小考》，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036，2009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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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陈松长：《睡虎地秦简“关市律”辨正》，《史学集刊》2010年第4期。按：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及日本学者冨谷至注意到《二年律令·金布律》的部分条文，在睡虎地秦简中载入《关市》。对此现象，受限于材料而未能给出解释。参见冨谷至《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竹简——特别是关于〈二年律令〉》，李力译，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200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307～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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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龙岗秦简残断严重、难以通读，整理者认为以“厩苑”为中心，参见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编《龙岗秦简》，中华书局，2001，第4～7页；如参照张家山汉简所载可知，其中可能也存在《盗律》条文，参见张忠炜《读〈奏谳书〉“春秋案例”三题》，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三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第241～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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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两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92年第9期；彭浩：《湖北江陵出土西汉简牍概说》，大庭脩编《汉简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关西大学出版部，1993，第171～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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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徐世虹：《近年来〈二年律令〉与秦汉法律体系研究述评》，载《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三辑，第232～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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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尉律”之文，见于《汉书·艺文志》、《说文解字》，张家山汉简《史律》中亦载其文。一律两属的可能性似不大，私意认为“尉律”非律名，而是律文再汇编之名。换言之，基于各部门或地区实际使用之便，对律、令进行再分类编纂而得名，如廷尉挈令、御史挈令、北边挈令，并非重起炉灶而颁行一新律令。对此，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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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梦县博物馆：《湖北云梦睡虎地M77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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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任官文书的颁给与唐代地方政务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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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后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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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行政制度的发展史上，唐代的行政制度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唐代的律、令、格、式以及总结唐前期政治体制的《大唐六典》，是唐代行政制度独特历史地位的体现。从行政体制上看，完备于唐代的尚书六部体制，历宋、辽、金、元而一直行用至明、清时期。从政务运行机制看，唐代高度发达和细密规范的文书行政的建立，依托于律、令、格、式的分工明确、环节紧凑、责任清晰的行政层级的设置，更是奠定了中国帝制后半期国家政务运行的技术基础。以往有关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主要侧重的是行政体制。而从政务运行机制的角度来探讨政治制度及其变迁，是近年来唐宋史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取向。拙著《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齐鲁书社，2004年），主要从中央层面探讨唐代政务运行机制及其变迁，对唐代地方和基层政务运行机制几乎没有涉及。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唐代行政制度的整体把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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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唐代地方政务运行机制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探寻中央和地方的政务关系，更全面地把握唐代行政制度的特征。要研究唐代地方政务运行机制，在文献材料方面的突破点，主要依靠敦煌、吐鲁番出土其时实际行用的公文书，以及规范唐代政务运行的各种具体法令。笔者曾撰文指出，《天圣令》的发现、整理和刊布[2]，对于唐代政务运行机制的研究来说，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天圣令》及其所附唐令，某种程度上在传世的编撰史料和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档案文献之间，架起了会通相关史料的津梁。如果仅仅依据“以令式分入六司”编撰而成的《唐六典》来串联零散的出土档案文献，国家政务尤其是对于地方和基层政务来说，运行中的一些具体环节和程序，是无法复原的。而在《天圣令》所依托唐令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于一些以往较少关注或泛泛而论的问题，探讨的深度和细节性将有很大的改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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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唐代官员选任与地方政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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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地方政务，总体上可以按照尚书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分工而划分为六大部分，实际上其涉及内容非常广泛，包罗万象。所以对唐代地方政务运行机制的研究，必须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入手，才能获得切实的了解和认知。本文将与官员选任相关的公文，包括各种省符和告身的颁给，纳入到唐代地方政务运行机制的研究之中，就是这种思考的一个初步尝试。选题的思路，主要来源于对《天圣令》的研读。论证的展开，则主要建立在吐鲁番出土告身及相关文书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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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身是尚书吏部或兵部签署的颁给各种身份官员的任官凭证。《通典·选举三》记唐代铨选经过门下“过官”之后的程序为：“既审，然后上闻，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给以符，而印其上，谓之告身。其文曰尚书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于公卿，皆给之。武官，则受于兵部。”[4]所谓“自出身之人，至于公卿”，包括职事官中的流内官和流外官以及散官、卫官、勋官在内的每一位官员，还包括爵位、内外命妇、赠官等政治身份。自告身的签署、抄写至告身颁发到受官者手中，这是唐代国家政务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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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身的签署和抄写，都是在尚书吏部或兵部完成的，而且要在吏部或兵部加盖告身专用印。其事属于中央政务的范畴。那么，告身的付送、颁给是否涉及地方政务呢？根据唐代的籍帐制度，除了皇族及官奴婢、僧尼道士女冠等特殊人群之外，每个人都生活在州县乡里的社会结构之中，都要登记在以州为单位造的户籍和以县为单位造的计帐之中[5]。即使是僧尼道士女冠，也是要在州县登记造籍的，而且僧籍等与一般百姓户籍具有很大一致性[6]。而一般的官员之家，亦应在州县籍帐中登记，并注明是课口或不课口，课户或不课户，作为减免赋役的依据，也是参加科举、铨选的身份证明。官员之家在州县籍帐中具体如何登记，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是，州县所造籍帐中包含了许多具有军府官职和勋官身份者，却是事实[7]。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唐代有许多领取告身、具有“官”身份的人是生活在乡里的，尤其是勋官和卫官。官员的选任，有许多环节是需要地方机构来运作完成的，包括告身及其他官员选任文书的颁给及相关事务，也就构成了地方政务的一个重要内容。告身如何颁发到生活在乡里的任官者手中，其间需要经过哪些途径和程序？告身作为一种身份证明，在州县造籍帐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如何体现？除了告身之外，官员选任其他相关文书，其颁给对象及具体途径如何，反映了地方行政层级的什么特点？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与地方政务相关。为了说明唐代官员选任与地方政务运行的关系，在一切政务都依托文书来运作的制度背景下，有必要先澄清与官员选任相关的公文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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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告身与省符——官员选任相关公文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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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身的签署是吏部（包括吏部司和司勋司）或兵部授官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此前是铨选的其他程序。从公文运行的角度看，告身作为吏部或兵部签发的符，必须依托于任命官员的制、敕、奏抄，以及被称为敕符、攒符的转发制、敕、奏抄的省符。此外，唐代文献中还有所谓“签符”，也与官员的授任过程相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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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任命官员的制敕文书，大量留存于曾任起草制敕的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之职者的文集之中，《文苑英华》和《全唐文》等总集中亦多有保存，不必备举。唐前期的制敕文书经过三省官员签署后，需要尚书省的相关曹司制为省符，下颁至相关的州府。兹以吐鲁番出土的一份制授告身为例，来说明告身成立过程中的文书环节。武周延载元年（694年）氾德达轻车都尉告身（编号68TAM100：1/68TAM100：2/68TAM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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