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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二《名例律》，第5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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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三五，贞元十一年七月，第75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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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旧五代史》卷三十七《唐书·明宗纪》，第5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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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一五四《帝王部·明罚三》，第1865～18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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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二十五《诈伪律》，第462页。参见《唐令拾遗补》，第10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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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一五四《帝王部·明罚三》，第18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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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一八〇《帝王部·失政》，第2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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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宋）王溥：《唐会要》卷七五《选部下》附甲，第1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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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版（三），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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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新唐书》卷七十六《则天皇后传》，第34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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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唐）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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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今本《全唐诗》中，“手持敕牒牓乡村”作“手持尺牒牓乡村”。见（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十三册，中华书局，1960，第4704页。据朱金城考证，“敕”字在明万历三十四年马元调刊本《白氏长庆集》作“尺”，而宋绍兴本《白氏文集》、日本那波道圆翻宋本《白氏长庆集》、康熙四十三年汪立名一隅草堂刊本《白香山诗集》、清武进费氏覆宋本《白氏讽谏》、失名临何焯校一隅草堂刊本《白香山诗集》、卢文弨《群书拾补》校《白氏文集》、康熙四十六年扬州书局刊本《全唐诗》均作“敕”。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224～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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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复唐令复原研究）》，第4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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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1703113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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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里正的上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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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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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里组织是唐朝行政运作的末梢环节。州县长吏虽然号称“亲民官”，然而实际上真正直接与百姓接触，完成户口统计、编制籍帐、收纳赋税、给授田宅、均派劳役、政令传达等工作，站在最前沿的，却是在乡里负有重要责任的里正。可以说，在州县和百姓之间，实现信息流通和政务运行，没有里正的参与是很难实现的。尽管里正不是国家正式官员，在面对民众时，却代表国家政权处理事务；同时里正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百姓，在唐代律令制下，里正具有杂任的身份，因而有免课役之特权[1]，但需要“在官供事”，为“公家驱使”[2]，具有“役”的性质。里正的上直，正是基于其杂任身份衍生出来的一种役使。然而究竟里正上直是怎样的状态，学界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还有可以推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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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界对里正上直问题的既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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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对唐代乡里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孔祥星先生《唐代的里正：吐鲁番、敦煌出土文书研究》[3]、赵吕甫先生《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乡”的职权地位》[4]、陈国灿先生《唐五代敦煌乡里制的演变》[5]、王永曾先生《试论唐代敦煌的乡里》[6]、李方先生《唐西州胡人生活状况一瞥：以史玄政为中心》[7]、《唐西州诸乡的里正》[8]、童圣江先生《唐宋时代的里正》[9]等的论述中。这些文章丰富了我们对唐代乡里制度的理解，却都没有涉及里正上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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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里正上直研究最深入的是张广达先生，他在《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10]一文中，利用《唐西州高昌县诸乡里正上直暨不到人名籍》和《唐西州高昌县宁大乡等乡名籍》两件文书，认为里正要按照指定日期上值，部分里正并担任令直和丞直。为了方便研究，先把两件文书移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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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一件文书作为参照，张先生考察了两件文书式的异同，认为《唐西州高昌县宁大乡等乡名籍》极可能也是一份上直文书。据同墓所出文书判断，这件文书年代在贞观十九年（645年）前后，时间与第一件文书相差不远。他认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书上的日期“十一月十八日”，根据《唐律疏议》卷一三《户婚律》“诸里正依令授人田课农桑”条疏议曰：“依《田令》，应收授之田，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预校勘造簿，县令总集应退应受之人，对共给授。”[11]看来，每年冬初给授田地时期，里正不但要依令造簿通送，而且要按指定日期上直，部分里正并任令直、丞直。由此可以推断，里正处理管内事务，往往是亲赴县衙的，上直不到则受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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