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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参见刘后滨《唐宋间选官文书及其裁决机制的变化》，《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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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一四《吏部》，中华书局，2006，第234页。“今若为点检所授官吏器能，欲令亲承圣泽”句，据《全唐文》卷九七〇《请停赐庶僚官告及朝对奏》补，见《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第10065页。又可参见《旧五代史》卷三十六《唐书·明宗纪》，中华书局，1976，第501～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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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六三二《铨选部》条制四，第7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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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二《名例律》，中华书局，1983，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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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二《名例律》，第5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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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三五，贞元十一年七月，第75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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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旧五代史》卷三十七《唐书·明宗纪》，第5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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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一五四《帝王部·明罚三》，第1865～18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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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二十五《诈伪律》，第462页。参见《唐令拾遗补》，第10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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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一五四《帝王部·明罚三》，第18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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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一八〇《帝王部·失政》，第2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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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宋）王溥：《唐会要》卷七五《选部下》附甲，第1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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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版（三），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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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新唐书》卷七十六《则天皇后传》，第34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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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唐）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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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今本《全唐诗》中，“手持敕牒牓乡村”作“手持尺牒牓乡村”。见（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十三册，中华书局，1960，第4704页。据朱金城考证，“敕”字在明万历三十四年马元调刊本《白氏长庆集》作“尺”，而宋绍兴本《白氏文集》、日本那波道圆翻宋本《白氏长庆集》、康熙四十三年汪立名一隅草堂刊本《白香山诗集》、清武进费氏覆宋本《白氏讽谏》、失名临何焯校一隅草堂刊本《白香山诗集》、卢文弨《群书拾补》校《白氏文集》、康熙四十六年扬州书局刊本《全唐诗》均作“敕”。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224～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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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复唐令复原研究）》，第4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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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里正的上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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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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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里组织是唐朝行政运作的末梢环节。州县长吏虽然号称“亲民官”，然而实际上真正直接与百姓接触，完成户口统计、编制籍帐、收纳赋税、给授田宅、均派劳役、政令传达等工作，站在最前沿的，却是在乡里负有重要责任的里正。可以说，在州县和百姓之间，实现信息流通和政务运行，没有里正的参与是很难实现的。尽管里正不是国家正式官员，在面对民众时，却代表国家政权处理事务；同时里正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百姓，在唐代律令制下，里正具有杂任的身份，因而有免课役之特权[1]，但需要“在官供事”，为“公家驱使”[2]，具有“役”的性质。里正的上直，正是基于其杂任身份衍生出来的一种役使。然而究竟里正上直是怎样的状态，学界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还有可以推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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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界对里正上直问题的既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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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对唐代乡里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孔祥星先生《唐代的里正：吐鲁番、敦煌出土文书研究》[3]、赵吕甫先生《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乡”的职权地位》[4]、陈国灿先生《唐五代敦煌乡里制的演变》[5]、王永曾先生《试论唐代敦煌的乡里》[6]、李方先生《唐西州胡人生活状况一瞥：以史玄政为中心》[7]、《唐西州诸乡的里正》[8]、童圣江先生《唐宋时代的里正》[9]等的论述中。这些文章丰富了我们对唐代乡里制度的理解，却都没有涉及里正上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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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里正上直研究最深入的是张广达先生，他在《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10]一文中，利用《唐西州高昌县诸乡里正上直暨不到人名籍》和《唐西州高昌县宁大乡等乡名籍》两件文书，认为里正要按照指定日期上值，部分里正并担任令直和丞直。为了方便研究，先把两件文书移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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