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116519
以上所见“姪”称谓，均不出自法律条文，而是出自疏议或对法律的咨询。但是，除同书卷二六《杂律》“奸从祖母姑”条外，“兄弟子”之类的称谓亦仅见于疏议，而不见于正文。而且其在疏议中出现的频率远低于姪。疏议是对法条的进一步解释，就法律效力而言，与法条一样同为判案的依据，二者之间并无轻重之分。一种表达社会关系或亲属关系的称谓屡屡出现在法律解释中，绝不是偶然、随意的，其传达的法律信息必须以社会各个阶层能够理解和接受为前提，否则，这种解释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姪之新义的入律，可以说是其在社会上行用已久的结果，可谓水到渠成。
1703116520
1703116521
与南北朝相比，唐代在姪字的使用上还有值得注意之处。除了单独使用外，姪还与其他字组合形成许多新称谓。这些新称谓与两晋南北朝出现的“子姪”、“孙姪”、“儿姪”、“甥姪”等不同，不是一种概括性称呼，而是一种比较具体的称谓，表达固定的亲属关系。上引《旧唐书》的姪孙、姪曾孙及《唐律疏议》中的堂姪、三从姪、再从姪孙均属此类。此外，还有与姪相关的如下数种称谓：族姪、再从姪、表姪[83]、皇姪[84]、皇太姪[85]、假姪[86]。
1703116522
1703116523
《旧五代史·唐书·明宗本纪》载礼部员外郎和凝奏疏：“应补斋郎并须引验正身，以防伪滥。旧例，使荫一任官补一人，今后改官须转品即可，如无子，许以亲姪继限，念书十卷，试可则补。”[87]和凝特别建议“许以亲姪继限”，言外之意，尚有区别于“亲姪”的其他“姪”的存在。奏疏中使用姪以及皇姪、皇太姪称谓的出现，说明姪称谓得到政府认可。中国古代社会以宗族为基础，特别重视亲属关系的远近。与此相应，表达各种亲属关系的称谓也十分发达。在这种背景下，一种亲属称谓能否为人接受，在宗族社会中扎根甚至得以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表达亲属关系的能力。唐以前，子、孙等称谓之所以占据亲属称谓的主体，是因为它们通过与其他字、词的组合，可以变化出花样繁多的新称谓，从而表达纷繁复杂的晚辈亲属关系，其覆盖范围可以遍及最主要的男系血亲。类似称谓不胜枚举，即以“子”而言，就有“兄子”、“弟子”、“从子”、“从父兄子”、“族子”等称谓。与子、孙等称谓相比，唐以前的姪只是一个单独称谓，仅限于与姑、伯、叔的血缘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作为正式用语特别是书面用语的使用价值。唐以后，姪与其他字、词组合产生的新称谓，具备了与“子”、“孙”同样强的表达能力，从而为姪称谓的进一步发展铺就一条坦途。可以说，各种以姪为核心形成的新称谓，既是姪称谓逐渐普及的标志，也是其进一步发展的动因[88]。
1703116524
1703116525
敦煌吐鲁番文书数量众多，种类繁杂，与传世文献相比，更能体现姪之新义在唐代的普及。下面以《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所收文书为例，对此加以论述[89]。籍帐类文书中，敦煌籍帐涉及户主之姪，其父如果已经亡故，均记为“亡兄男某”，相当于“兄子”：如《唐天宝六载（747年）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曹思礼户载：“亡兄男璋载贰拾参岁”，“亡兄男琼玉载壹拾柒岁”；杜怀奉户载：“亡兄男崇真载参拾柒岁”；《唐大历四年（769年）沙州敦煌县悬泉宜禾手实》唐元钦户载：“亡兄男游玉年贰拾柒岁”，“亡兄女妃妃年壹拾玖岁”[90]。吐鲁番籍帐未涉及户主之姪。在敦煌差科簿中，对此类关系的记载与籍帐完全不同，均记为“姪某”，而且远较籍帐类文书中的“亡兄男某”为多。《唐天宝年代（C.750）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
1703116526
1703116527
1 曹敬姪英峻载卌九 卫士
1703116528
1703116529
1703116530
1703116531
24 姪思 楚载卌六 卫士
1703116532
1703116533
1703116534
1703116535
26 姪思 言载卅六 品子郡史
1703116536
1703116537
1703116538
1703116539
37 姪 孚 载廿八 上柱国子郡史
1703116540
1703116541
1703116542
1703116543
51 姪大 忠载廿二 中男[91]
1703116544
1703116545
1703116546
1703116547
敦煌文书中对叔姪关系记载的不同，或许与文书性质有关。记载为“兄子”的文书为户籍，唐前期户籍以“登记户口与土地为其主要特征”[92]，因此，必须详细注明家庭成员与户主的确切关系，不能含混其词，否则将会对均田制的实行造成不利影响。而差科簿则是政府征发徭役的依据，重在家庭成员的年龄及现役状况，无论是兄子还是弟子，只要不影响徭役的派发，政府并不关心，因此，兄弟之子也就以姪的形式出现在差科簿中。
1703116548
1703116549
吐鲁番文书中出现的姪称谓，可以对上述解释做进一步补充。《吐鲁番年次未详（C.840）沙州僧张月光兄弟分书》涉及的家庭成员中，有“姪沙弥道哲”、“表姪郭日荣（？）”；《吐鲁番年次未详（C.840）沙州僧崇恩析产遗嘱》中，分与“姪惠朗□□壹张 白练裹草录（绿）、拾伍两银椀壹。表姪弟大将阎英达红锦袄子壹、绯绢裹”。后又有“姪都督索‘旗’、姪虞候索、姪兵马索‘荣彻’、姪女夫‘张忠信’、姪女夫‘张忠均’”。《唐大中四年（850年）十月沙州令狐进达申请户口牒》中所管家口有“姪男清”。《唐大中六年（852年）十月二七日（以后）沙州僧张月光父子回博田地契》中的“见人”有“姪力力”。《唐咸通年间前后（C.855）沙州僧张智灯状稿》有“智灯叔姪”之语[93]。除《申请户口牒》外，这些文书或者是分家析产，或者是遗嘱，或者是置换土地，总之，均与财产变动、处理相关，属于民事行为，与政府关系不大，对当事人间的亲属关系无论是否做严格描述，均不会对民事行为产生太大影响，故一律以“姪”称谓处理。《申请户口牒》只是百姓申请户口所报材料，与政府的户籍还不能等同，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没有像籍帐一样记为兄男，而是记为姪，恰好体现了民间使用姪称谓已经成为习惯。政府介入民事行为，也仍然使用姪称谓，如《后晋开运二年（945年）二月河西归义军左马步都押衙王文通勘寻寡妇阿龙还田陈状牒》及关连文书，是一份关于田地争执的辞状及官员调查报告，不但当事人自陈牒文有“先姪义成犯罪遣瓜州”之辞，都押衙王文通上报调查结果，牒文之首亦使用姪：“右奉判付文通，勘寻陈（状寡妇阿龙）及取地姪索佛奴，据状词理，细与寻问申上者。”此种情况在有关过所的文书中也有反映。《唐开元二一年（733年）正月福州唐益谦申请过所牒》中，称随同人员有“姪男意奴”，而《唐开元二一年（733年）正月西州判唐益谦请往福州过所案》中，起首称“前长史唐姪益谦”[94]。《还田牒》及《过所牒》说明，姪称谓并非仅用于私人文书，也用于官方文书，只是前者更为普遍罢了。
1703116550
1703116551
就分布范围而言，姪称谓基本存在于各类出土文书中，兄子则仅见于籍帐类文书；就出现总数而言，姪也多于兄子。可以说，姪是出土文书中用来表达叔、姪关系的主要称谓，这一点较诸史籍尤其显著。
1703116552
1703116553
上述特点在唐宋石刻资料中同样得到体现。敦煌莫高窟供养人画像一般均有榜书题记，这些题记主要记载供养人及其家庭成员供佛的情况，由此涉及互相之间的亲属关系。在492个洞窟中，有19个洞窟题记记载叔、姪关系，且使用了姪、姪女称谓，具体有如下各窟：5、12、55、61、85、97、98、108、126、127、144、148、156、159、201、205、338、387、390[95]。其中第5、61、98、108窟及第55窟分别为五代、赵宋营建，其余14窟均开凿于唐代，时间上贯穿整个唐朝。不过，第387、205两窟虽营建于盛唐，但到五代曹议金父子统治瓜、沙期间被重修，题记反映的内容已经不属唐代了[96]。此外，第126窟所载与姪有关内容系游人题记，也不能归入唐代。上述19例窟主中可以确定身份的共12例，他们或为官员，或为僧人，均系男性无疑，因此，这里的姪均属新义。第156、148及55、61、98、108、205窟的窟主或者是当地最高统治者张议潮、曹议金，或者是他们的亲属，地位如此显赫之人镌刻题记亦使用姪之新义，反映出其在社会上的影响日渐扩大。
1703116554
1703116555
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对姪的用法并非敦煌地区独有的风惯，与敦煌相隔遥远的幽州、涿州地区民众也普遍使用姪称表达叔、姪关系，这在房山巡礼碑及各经题记上得到了体现。题记最早者在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最晚者在唐僖宗广明二年（881年），题记人的身份与莫高窟一样，有官有僧亦有民[97]。
1703116556
1703116557
房山石经题记中未见兄子、弟子，而莫高窟题记中似乎仍有这种传统称谓的遗留，第129窟记窟主家庭成员：“弟子男再昌一心供养。”其后又记其子“男再盈”、“男安再员”、“男安再定”、“男安再君”等[98]。如果将“再”字视为同辈标志，这个再昌确实就是窟主之姪了。但是，这个例子与题记中使用姪的众多例证相比，可谓相形见绌，不能构成姪之新义被社会广泛接受这一观点的反证。相反，考古资料中所表现出的不同地区的官、民、僧喜用姪表达叔、姪关系的现象，或许正可以作为姪之新义在民间得到普及的证明。
1703116558
1703116559
以上考察告诉我们，无论日常生活还是公文奏疏以及政府诏书，使用姪称十分普遍，姪之新义在唐宋时代作为一种正式称谓，已经得到政府与社会的普遍认可。《朱子语类》卷八五对姪字使用的讨论可以作为这一结论的证明：
1703116560
1703116561
或问：“‘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当称？”曰：“然。伊川尝言之。胡文定家子弟称‘犹子’，《礼》‘兄弟之子，犹子也’，亦不成称呼。尝见文定家将伊川《语录》凡家书说‘姪’处，皆作‘犹子’，私尝怪之。后见他本只作‘姪’字，乃知‘犹子’字文定所改，以伊川尝非之故也。殊不知伊川虽非之，然未有一字替得，亦且只得从俗。若改为‘犹子’，岂不骇俗！据礼，兄弟之子当称‘从子’为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称‘从子’，自高祖四世而上称‘族子’。”[99]
1703116562
1703116563
1703116564
1703116565
从传统角度而言，大儒程颐认为兄弟之子不应称姪，但他还是遵从民间习俗，在家书中一律称姪。虽然胡文定坚守传统，甚至私改程颐《语录》中的姪为“犹子”，但另一大儒朱熹却认为这种做法不妥，称之为“骇俗”之举。同样作为士人领袖，朱熹与700多年前的颜延之、雷次宗等先辈相比，在对待姪之新义的态度上截然有别，这与朱熹的通达有关，但更是姪之新义在民间行用日久，到唐宋时代影响日益扩大、深入人心的结果。至此，经过近千年的发展，姪称终于在亲属称谓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1703116566
1703116567
四 姪之新义发展变化的原因
1703116568
[
上一页 ]
[ :1.70311651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