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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599 律、礼相较，入律的难度要小于入礼。就对社会的现实价值而言，律大于礼，似乎改动更须慎重。但是，这个特点反而可能成为律不断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任何一个政权建立，只要认为前代所遗之律不合现实需要，均可以大刀阔斧地加以删减。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没有哪部法律可以作为经典来看待，后代更改前代的法律不需要寻找理论上的依据，这大大降低了修律、制律的成本。以《唐律疏议》与汉《二年律令》相比，说面目全非也许有所夸张，若说大相径庭应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如果以“姪”为中心，能够产生一批新称谓，可以确切表达不同的亲属关系，精英阶层在日常生活已经接受姪称谓的情况下，对姪之新义入律也不会斤斤计较，持反对态度。“堂姪”、“从姪”、“再从姪”、“三从姪”、“族姪”、“姪孙”、“再从姪孙”、“姪曾孙”、“表姪”等新称谓在唐代的出现，大大丰富了姪的内涵，其表达能力得到极大增强，入律以后不会因概念的含混不清妨碍准五服以制罪的规定。此时，姪之新义入律水到渠成。于是，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唐律疏议》，使用姪之新义的频率反而要高于兄子、弟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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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601 礼的情况就有所不同。礼对社会的现实价值本不如律直接，一般情况下没有修订的必要。而且与律不同的是，礼是通过儒家经典著作得以流传的，改礼就意味着更改儒家经典，这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魄力。在进行修改之前，还必须在理论方面找到充足的依据。对《通典》稍加浏览就可以发现，对礼仪哪怕有微小的改动，都会引起激烈的讨论。所以，改礼耗时、费力而又伤神，同时也没有太大必要，与律相比，小修小改时有发生，但却未见伤筋动骨的改动。有学者认为，“唐五代通过一次次变礼，使丧服礼制距离古礼经的规定要求愈来愈远，并日益脱离其轨范而发展到极致。”[120]这样的变动不可谓不大，但若与汉唐法律的变动相比，还是有相当的距离。既然如此，姪之新义要进入礼仪制度中，取代兄子、弟子称谓就相当之难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姪之新义早在三国时代就已出现，但直到唐宋时期，仍然难以进入唐礼、宋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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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603 但是，我们仍然看到了姪之新义在丧服制度方面已经有所突破，尽管这一突破并不太引人注目。《开元礼纂类》及《天圣令》所载唐、宋五服制度均以姪与姑对称，这代表政府正式颁布的制度，反映政府的语境。但是，同样记载丧服制度的几件敦煌书仪，涉及男性兄弟之子时所用称谓却与此不同，这一点颇值得关注。敦煌P.4024写本书仪载，妇人为夫家服小功五月的对象有“同堂姪”，这显然指夫家“同堂姪”。S.1725写本书仪后一部分是服制与假宁令的结合，在服制后附以假宁令中规定的给假日数：齐衰期服丧对象有“姪儿、姪女”，给假卅日；齐衰三月、五月及大功九月包括“姪儿姪女长中殇”、“姪女适人者”，给假廿日；小功五月包括“姪儿姪女下殇”，给假十五日；缌麻三月包括“姪丈夫妇人下殇”，给假七日。按《天圣令》“五服年月”，“女适人者为兄弟、姪”服大功九月，此件书仪为“姪儿”、“姪女”服齐衰期。按“五服年月”，为兄弟之子服齐衰期，因此，书仪中服齐衰期者显然是男性，而非女性，其他有姪称谓者类此，不再讨论。而且，假宁令针对官员而定，所以，服制的主角应是男性。由此可以断定，书仪中的姪系与伯、叔相对。敦煌写本P.3637卷题杜友晋撰《新定书仪镜》凶仪的开始有三幅服制图，其中《内族服图》系男性为其五服内亲属服丧的说明。在这幅图中，兄弟之子、堂兄弟之子、从兄弟之子一律用姪表示，称谓分别为“姪”、“堂姪”、“从姪”、“从姪女”。而《（妇为）夫族服图》则是妻子为丈夫亲属服丧的说明，其中有“夫姪”、“夫姪妇”这样的称呼[121]。据研究，第一件书仪所载礼的年代，在贞观十一年以前；第二件晚于第一件，其后一部分所载“礼及令”是改制后的“贞观后礼”。《新定书仪镜》确系开、天时期杜友晋的作品，但具体到P.3637写卷，却很可能是唐后期五代人的抄件，而且根据当时服制修改了原丧服图。同时研究者指出，前两件书仪本身反映出魏晋以来民间洗礼的影响。《新定书仪镜》中丧服新制的来源，则可能与唐文宗时代的郑余庆、王彦威有关。他们所制礼典“一方面是吸引了许多新定敕令，但另一方面也吸收了不少‘时俗’，他们是对上至朝廷郊庙、下至民间婚丧的礼仪作出巨大改革者”[122]。当然，研究者所谓“民间洗礼”、“时俗”等，是指丧服制度的具体内容，而不是表达亲属关系的称谓。但是，如上所探讨，敦煌地区对姪之新义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当丧服制度接受民间文化的影响时，将姪这一当地喜闻乐见的称谓纳入丧服制度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反之，则有点违情背理了。特别是S.1725写本书仪中出现的“姪儿”称谓，为文献所未见，这一如此口语化的称谓出现在丧服制度中，显然只能来自大众文化的影响，不可能是精英阶层的话语[123]。三件不同时代的书仪所载丧服及丧服图，均使用了姪之新义，而且时代愈后，姪之新义的使用愈普遍。这说明，姪之新义虽然难以直接进入上层社会行用的礼仪制度中，但普通百姓却完全可以利用丧服制度在本地推行的机会，用姪代替兄子、弟子，从而实现对丧服制度的改造，使礼仪制度深深打上大众文化的烙印。这也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结合，并改造精英文化的一个例证。[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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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605 （原载《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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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607 [1] 现代所用“侄”字在古代与“姪”并存，但与兄弟之子无关。《广雅》卷一下《释诂》云：“侄，坚也。”一直到宋代，“侄”才开始用来指称兄弟之子，并与“姪”混用。但这种用法一般局限在宋人文集中，明人私修著作中以“侄”指兄弟之子的现象更加突出，而官方所修史书也开始出现“侄”、“姪”混用的情况。这个问题笔者将另文讨论，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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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609 [2]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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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611 [3] 参见周法高《颜氏家训汇注》，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41，1993，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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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613 [4] 古人所称“子”，系对“儿女”的概称，并非专指儿子，走马楼吴简中有大量“子男”、“子女”的用法，可以为证。与此相似，“姪”亦通指男女，对此注疏家辩之甚详，可参见郝懿行《尔雅义疏·释亲》，台北，中华书局，1972，第5页。为论述方便，本文中的“兄子”、“弟子”、“姪”亦涵盖男女，不另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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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615 [5] （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六“姪”条，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第6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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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617 [6] （清）梁章钜：《称谓录》卷四“兄弟之子”条，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第165～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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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619 [7] 关于“姪”的研究，学界无专门性论著，而是将其作为古代称谓的一部分进行叙述，主要成果参见冯汉骥《中国亲属称谓指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第102页；刘伯鉴：《关于古汉语中早期亲属称谓“私”的研究》，《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庞子朝：《“出、侄、离孙、归孙、外孙”说源》，《许昌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熊焰：《上古汉语亲属称谓与中国上古婚姻制度》，《暨南学报》第18卷第1期，1996；王小莘：《从〈颜氏家训〉看魏晋南北朝的亲属称谓》，《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2期；胡士云：《汉语亲属称谓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第355～357页；王琪：《上古汉语称谓研究》，中华书局，2008，第53、55～57页；王子今：《三国孙吴乡村家族中的“寡嫂”和“孤兄子”》，《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74～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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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621 [8]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三四《礼九十四》，中华书局，1988，第3444、3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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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623 [9] 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下册，中华书局，2006，第360、361、364、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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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625 [10]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三四《礼九十四》，第3440页；《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下册，第360页。《丧服年月》中尚有多条相关规定，为省篇幅，不俱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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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627 [11] 下文将与姑对应的姪义称为“旧义”，与伯、叔对应的姪义则称为“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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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629 [12] 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中华书局，2002，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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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631 [13] （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956、10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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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633 [14] 《后汉书》卷七四《刘表列传》，中华书局，1965，第2423页。除此而外，两汉史籍中也有姪的记载，但未必与两汉有关。《史记》卷四《周本纪》韦昭注：“取姪娣以备三”，系先秦之例。《汉书》卷六〇《杜钦传》载其说大将军王凤，有“娣姪虽缺不复补”一语（中华书局，1962，第2668页）。杜钦虽为汉人，但其说辞以礼为据，且娣姪制度汉代已不存在，则此例亦为先秦姪之用法。《后汉书》卷一〇《和熹邓皇后纪》范晔论：“爱姪微愆，髡剔谢罪。”同书卷六四《卢植传》李贤注：“（马）融，明德皇后之从姪也。”范晔生活于刘宋时期，史论系其独立创作；李贤为唐人，且“从姪”在汉代存在的可能性不大（说见下），故论、注所涉称谓应该是作者所处时代观念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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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635 [15] 参见《三国志》卷六〇《吴书·周鲂传》，中华书局，1959，第1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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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637 [16] 《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第8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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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639 [17] 《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第2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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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641 [18] 《三国志》卷三二《蜀书·来敏传》，第10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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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643 [19] 分见《三国志》卷二七《魏书·王昶传》，第744页；卷四一《蜀书·向朗传》，第1011页；卷五四《吴书·周瑜传》，第1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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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645 [20] 《三国志》卷六《魏书·袁绍传》注引《汉晋春秋》，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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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6647 [21] 长沙简牍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组编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贰、叁），文物出版社，2003、2007、2008年。括号中“·”前的数字代表卷数，后面的数字代表简号。如“1·9996”表示《竹简》（壹）第9996号简。后文所引简均出自上书，不另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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