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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草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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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活生生的动物相比，树木花草是没有生命的。先秦时出现了“魑魅”为山林神怪的说法，汉魏时期树木可以为怪的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百岁之树，其汁赤如血。”“千岁树精为青羊，万岁树精为青牛，多出游人间。”[34]甚至还出现了女性树精的早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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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汉魏时的女性草木精怪较少，但却为唐代女性草木精怪的发展提供了想象空间，女性草木精怪的形象更为饱满，更具人情味。在唐人的眼中，无生命的草木也可以是女性的化身，树木、牡丹、百合、白莲、栗木、筇枝等都可以千变万幻成美丽的女子，或为善，或为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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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天宝中，处士崔玄微外出采药，一年后才回家，家中已是蒿莱满院，荒乱不堪。后有青衣引入一个地方，与石阿措、陶氏、李氏、杨氏等美女寻欢，饮酒做诗。后才醒悟“诸女曰姓杨李陶，及衣服颜色之异，皆众花之精也。绯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风神也。后数夜，杨氏辈复至愧谢。各裹桃李花数斗，劝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35]。一儒生在山东兖州光化寺游览，碰到了百合苗变幻的白衣美女，由此丢掉了性命[36]。 苏州人苏昌远在家门口遇见莲花精变幻的女子，但他勇敢机智地除掉了花精，避免了灾祸[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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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石、火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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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类是金子、水银、玉器、石头等物质的合称。火器类则是指中古民间常用的点火工具，如火石、火柴头等。这两类物品的精变在魏晋时期甚为少见。金石、火器可以变成女性，是从唐代开始。在唐人的世界中，这些也是可以精变的，它们既可以变成美女给人间带来幸福，也可以变成美女给人间带来灾难，就看谁的命运好了。宜春郡民章乙，其家以孝义闻，待人接物有礼有节，幸运女神就眷顾到他，偶得银人两头，使其迅速走上了致富道路[38]。庐州军吏蔡彦卿也有这样的好运气，遇到了一瓶白金变成的白衣妇人，获银千两，遂为富人[39]。临川人岑氏没有碰到坐地拾金的机会，但同样走上了富裕的道路，原因在于他捡到两块可以变幻为美女的石头[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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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比，那些遇到火器变幻成美女的人们则倒霉得多，轻则家宅烧尽，重者性命不保。《广记》卷三七三记载元和中，有一白衣女子进入内侍刘希昂家，不久大火肆起，白衣女子即是火精的化身，给人们带来灾祸。民间常用的引火器具也可以变幻成女性，降临人间。河朔人卢郁尝北游燕赵，途中所碰见的一老妇，就是火通精变化[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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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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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杂类是指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东西。在时人眼中，这些生活中经常使用的物品也会变化为女性行走人间。如百姓家中常用的笤帚就可以变成女性。《广记》卷三六四“僧智圆”条记载了一个沙弥与扫帚精的故事，那个迷惑沙弥、陷害沙门的女子，就是扫帚精变幻，最后与僧人达成妥协，妇人归还了沙弥，僧人也不再使用不利于扫帚精怪的法术了[42]。家用瓷器也可以变成女性作怪，并且还会跟主妇争风吃醋。《广记》卷三六八“卢赞善”条载，“卢赞善家，有一瓷新妇子。经数载，其妻戏谓曰：‘与君为妾。’卢因尔惘惘。恒见一妇人，卧于帐中。积久，意是瓷人为祟，送往寺中供养。有童人，晓于殿中扫地，见一妇人。问其由来，云是卢赞善妾，为大妇所妒，送来在此。其后见卢家人至，因言见妾事。赞善穷核本末，所见服色，是瓷人。遂命击碎。心头有血，大如鸡子。”此外，如盟器、彩囊、画等在汉唐时期也都有变幻成女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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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汉唐女性精变的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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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概述了汉唐女性精变的情况，读者也许会想，如此种类繁多、性格状况不一的女性精变，这种文化是如何在中古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跨度中形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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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化中的天、地、人的“通变”思想，是整个中国古代女性精变文化的基础。中国古代先民的思维是一种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从八卦卦爻形的阴阳乾坤天地的内涵，到大衍之数占蓍之法，都反映出这一点[43]。正如《周易·系辞》所说，“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因此，先民眼中的世界是一个变化的世界，阴阳可以变化，天地可以变化，万物之间皆可以变化。“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44]。知变化之道，就可以通晓天地变化之真谛，人鬼神之间也不例外。万物之间变化的媒介，就是《周易》中所说的“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因此，精气、游魂是万物变化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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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精气”[45]呢？《周易·系辞》曰：“天地氤氲，万物化生。”《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外篇·知北游》说：“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管子·内业》认为：“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为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名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屺。是故此气也。”概言之，先秦时期的“精气”是无形的但又永远存在于天地间，它是构成万物的原始物质，宇宙中万物的生成变化都是精气的运动变化所产生的，人鬼神也不例外，有了精气的流动变化，才有万物的生成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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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一切都可以在“精气”的影响下变化，那么汉魏时期物种的变化条件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流行于汉魏的“物老为怪”观点。时人模拟孔圣人口气对精怪有一个简单但经典的回答：“夫六畜之物，及龟蛇鱼鳖草木之属，神皆能为妖怪，故谓之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则为怪矣。杀之则已，夫何患焉？”[46]认为一切精怪形成是“物老”的原因，“物老”才有“精”，有“精”才有“气”，有了“精气”才可以变幻，对付这些精变的方法就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这也是汉魏精怪文化中为什么会存在勇敢之人能消灭精怪的原因。东汉王充《论衡·订鬼篇》也说：“夫物之老者，其精为人，亦有未老者，性能变化，象人之形。”东晋葛洪《抱朴子·登涉篇》中则认为“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眩惑人目，而常试人。”这些观点都进一步发展了《周易》中“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的通变观点，表达了汉魏时人一种基本的“物老为怪”思想以及对付精怪的原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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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老为怪”是前人对精怪文化的最好概括，但物老怎样才能为怪？会变成什么样的精怪？“物老为怪”与女性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不同社会风气的变迁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精怪？地域差异会给精怪变化带来什么样的不同？各种各样极具人格魅力的女性精怪又是如何在“物老为怪”思想下演化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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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言，先秦时期“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物老为怪”的思想，是女性精怪产生的核心，但各种各样温柔可爱、狠毒娇媚女性精怪的演化，则是发生在汉唐阶段。在这个文化大融合时期，佛教外来文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先秦原始文化、道家方术文化，在“物老为怪”思想的指导下，相互融合碰撞，加上汉唐文人的想象创新，就产生出这么多人性化女性精怪的饱满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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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融合。即在先秦文化素材的基础上，融合汉唐广泛流行的佛教观念，形成了许多温柔可爱、机智、高贵的女性精变。其中以虎女、龙女[47]、蛇女、火女、羊精、金银女[48]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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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天子传》卷三记载的虎女形象是，“虎齿，蓬发戴胜，善啸”，这只是一个自然神的描写，不会哭，不会笑，没有喜怒哀乐，更没有任何情感可言。唐代小说中的虎女任氏、申屠澄妻、姨虎，或温柔可爱，或侠义贤慧，与先秦时的女虎精有很大的差别。引起这种变化的元素就是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土的佛教，佛教文化为中国早期女性虎精人格化的转变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北魏时期传入中土的《贤愚经》，卷一《摩诃萨埵以身施虎品第二》就有对女性虎精人格化的最早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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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一老母，唯有二男，偷盗无度，财主捕得，便将诣王。平事案律，其罪应死，即付旃陀罗，将至杀处，遥见世尊。母子三人，俱共向佛，叩头求哀。唯愿天尊，垂济苦厄，救我子命，诚心款笃，甚可怜愍。……佛告阿难：乃往久远阿僧祇劫，此阎浮提，有大国王，名曰摩诃罗檀囊，秦言大宝，典领小国，凡有五千。王有三子，其第一者，名摩诃富那宁，次名摩诃提婆，秦言大天，次名摩诃萨埵，此小子者，少小行慈，矜愍一切，犹如赤子。尔时大王，与诸群臣夫人太子，出外游观，时王疲懈，小住休息，其王三子，共游林间，见有一虎适乳二子，饥饿逼切，欲还食之……尔时大王，摩诃罗檀那者，岂异人乎。今我父王阅头檀是，时王夫人，我母摩诃摩耶是。尔时摩诃富那宁者，今弥勒是第二太子摩诃提婆者。今婆修蜜多罗是，尔时太子摩诃萨埵，岂异人乎，我身是也。尔时虎母今此老母是，尔时二子今二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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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偷盗无度、叩头求哀的可怜老妇，就是老虎的轮回之身。佛经中这种对老虎与女性轮回变化的描写被唐人借用，在此基础上又创造了许多现实世界中更加人性化的女性虎精。如上文中蔺庭雍之妹就是因为偷盗佛教寺院的物品，数日之内，身变为虎，只能在郊外生存。每见乡人，隔树与语云：“我盗寺中之物，变身如此。”以此来忏悔其罪恶。这个虎女的形象就与佛经中偷盗无度、乞求佛祖饶命的老妇人形象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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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蛇精亦是如此，先秦文化很早就有对蛇精的记载。《山海经》卷八《海外北经》曰：“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綮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但女性变幻蛇精亦来自佛教观念。中古僧众为了更好地宣传佛教教义，在民间宣扬佛教因果轮回、业重业轻、戒欲戒色，以及如何通过信奉佛教避免灾难、获得福报的方法。如金州路上的坐轿妇女，就是因为“不幸业重，身忽变化”，成为女蛇精，她的变化完全跟佛教有直接关系。再者，为了惩罚世人贪图淫乐之过，较早的佛经中也有蛇女的形象。后秦时鸠摩罗什翻译传入中土的《大智度论》卷一六描述地狱景象时说：“竖利刀令罪人行上而过，若犯邪淫侵他妇女贪受乐触，如是等种种因缘，堕铁刺林地狱中。刺树高一由旬，上有大毒蛇化作美女身，唤此罪人上来共汝作乐，狱卒驱之令上，刺皆下向贯刺罪人，身被刺害入骨彻髓。既至，林上化女还复蛇身，破头入腹，处处穿穴皆悉破烂。”此中的美女蛇是佛教想象创作出来，作为一种惩罚罪人的工具，利用世人心中对漂亮女人的欲望，来使其遭受地狱中“破头入腹，处处穿穴皆悉破烂”的痛苦。其丰富的想象力恰为唐人小说提供了素材，出现了卫中丞姊等女蛇精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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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女亦是“物老为怪”观念影响下佛教文化的产物。火焰变幻为女性最早出现在唐代，这一形象的本源亦来自佛教对地狱恐怖的描述。《法苑珠林》卷七载：“城内有七铁幢，火涌如沸，铁融流迸，涌出四门。……若有杀父害母、骂辱六亲，命终之时，铜狗化十八车，状如宝盖，一切火焰化为玉女，罪人遥见心喜欲往。”文中的玉女是佛教地狱惩罚犯人的一种手段，利用世俗社会男性贪好女色的本性，使之不断在地狱的烈火中焚烧受苦。“一切火焰化为玉女”的观点，亦被唐代文人接受并演化出许多神异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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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羊精也是佛教宣扬因果轮回观念的产物。汉魏时，道家中曾有人、石头与羊互相变幻的方术，但多见于男性[49]，女羊精的出现完全与佛教文化有关系。《法苑珠林》卷七三《引证部第二》引《如鼻柰耶律》讲述了一个盗贼与婆罗门子之间的因果故事，最后佛祖总结曰：“迦留陀夷乃往过去，作大天祀主，有五百人牵其一羊，截于四足将诣天祀，而共乞愿。祀主得已，即便杀之，由杀羊故堕于地狱受无量苦。昔天祀主，今迦留陀夷是，虽得罗汉余殃不尽，今得此报。尔时羊者，今妇是也。昔五百人截羊足者，今日为王截其手足五百贼是。”文中的婆罗门子的妻子就是后来五百人所牵那只羊，正如佛祖所言，“尔时羊者，今妇是也”。这种女性与羊的转化观点，也被初唐时的佛教高僧传入中土，而为文人加以融合创新。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为什么在汉魏时期没有出现女性与羊之间的精变，因为这种观点是在初唐时期才传入中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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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其中以狐、狼、狗为代表，虎精则在佛教文化基础上也夹杂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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