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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化中的狐是一种自然神。唐代的狐精人格性很强，多以人的形象出现，共同点是好音乐、体有臊气、多姓胡，胡化色彩较重[50]，女性狐精亦是如此。这些特征与唐代西域胡族文化进入中土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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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是西域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繁盛时期，大量西域胡人到长安、洛阳、扬州等地定居，从事经商等活动。胡人文化的进入不仅影响到唐代上层社会，对民间社会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向达先生所说：“开元、天宝之际……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及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已也。”[51]而从女性角度来说，西域胡族女性的特点也影响了女狐精的特征。二者之间之所以存在这种关联在于“狐”与“胡”相通的原故，唐人对西域胡人的蔑称，转移到女性胡人的身上，称之为“狐女”。在唐人的思维中，“狐女”即胡女，“胡女”即狐女[52]。因此，胡女具有的特性在女狐精身上也可以看到。如唐代的娱乐、娼妓业很发达，由于胡人妇女自身能歌善舞的特点，从事这两个行业的人数比较多，这种特点也就被转移到女性狐精身上，如与薛迥玩耍的娼妇就是狐狸变化[53]，再如路边勾引行人的野狐狸也自言是歌女出身，遇到不幸而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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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女精变亦是中原传统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结合的产物。狼是突厥族传说中的始祖与保护神，世代深受突厥人的崇拜与信仰[54]。《隋书》关于突厥狼母怀孕的记载，在唐人笔记小说中经常出现，如前述晋州神山县张某妻的故事。在此基础上，唐人又发挥了奇思妙想，创造了女性与狼精幻化的传说。这些与突厥文化进入到中原地区有很大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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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狗精是秦汉文化与祆教文化结合的产物。狗本是一种制服狐精的动物，但它也能幻化成女性行走于人间社会。这种幻化来自祆教文化的影响。祆教徒认为犬是神的使者降临人间、造福人间，并在祆教徒的丧葬礼仪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祆教文化中的犬与女神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如昭武九姓地区（粟特）米国的都城片治肯特壁画中，有一只带翼的犬，它驮着宝座，宝座上坐着一位女神。编号为P4518（24）的敦煌卷子，其图像被饶宗颐先生描述为“绘二女相坐，带间略施浅绛……一女手持蛇蝎，侧有一犬伸舌，舌设朱色，一女奉杯盘，盘中有犬”，而法国学者葛乐耐先生等则将捧犬女神推定为祆教达埃纳女神[55]。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祆教文化中的犬是女神的化身，这种象征关系也随着中古时期昭武九姓等中亚各国文化的传入而影响了汉唐女性精怪的创作。此为一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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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因不孝顺长辈变成狗精亦是一例。《太平广记》卷一六二“河南妇人”条记载了隋大业中养姑不孝的河南妇人为天神所罚变为犬的故事[56]，文中媳妇与婆婆之间的对话暗示了这有可能是一个信奉祆教“天神”，但已汉化的胡人家庭[57]。此外，汉唐西域胡人大量进入中原后，足迹遍中原，有的还在长安、洛阳、扬州等地定居，甚至连饶州这样小城市都有胡人聚集。女狗精幻化的地区也多是汉唐时期胡人足迹所到之处[58]，如《朝野佥载》卷三载：“河南府立德坊及南方西坊，皆有胡妖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杀羊，琵琶鼓苗，酣歌醉舞。酬神之后，募一胡为妖主，看者施钱并与之。”这些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汉唐狗女与祆教文化有一定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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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虽然女性虎精形象是先秦文化和佛教文化融合的结果，但在唐人世界中似乎虎皮的作用很神奇，是女性与精怪之间互相变幻的一个重要法宝。这种观点则来自中国古老的羌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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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许多民族自古就有崇拜老虎的习俗，如彝族、羌族、白族等多崇拜老虎神灵。但众多少数民族中，崇拜老虎皮的则只有羌族一个。羌族很早就崇拜老虎，《汉书·地理志》说汉代人称呼羌人为“罗虏”，即为虎族的意思。他们认为自己是老虎的后代，虎皮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用老虎皮裹尸火葬，灵魂才能还原为老虎。在他们的眼中，虎皮具有神奇的灵气，是人们重新复生、返回人间的重要法宝。正如《南齐书》卷五九对羌族的习俗评价说：“俗重虎皮，以之送死”，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唐代又是一个民族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大时代，许多少数民族文化走进长安、洛阳，再传播到全国各地。羌族亦是与唐王朝往来频繁、受到汉文化影响很深的一个少数民族[59]。《旧唐书》、《新唐书》记载了羌人与唐朝战争、朝贡，羌人来到长安、洛阳定居生活的事情。频繁的文化交流，使得羌人的虎皮神话融入到大唐文化之中，影响到整个唐代志怪虎文学的创作，也就出现了许多老虎脱掉虎皮就是美女、俊男，穿上虎皮就是老虎的美丽传奇，给唐人思维世界中的虎精形象添上了浓重的羌族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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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统文化与道家文化的融合。即在先秦文化的基础上，融合汉唐流行的道教观念与方术，产生了如龟精、鹤精、鸟精等女性精怪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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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家文化本源于先秦文化，魏晋时期，上层道家思想发展演化成神仙道，也逐渐成为当时道家发展的一个主流。按照神仙道教的观点，什么样的状况才是真正的得“道”呢？《抱朴子内篇》卷二《论仙》曰：“乘流光，策飞景，凌六虚，贯涵溶。出乎无上，入乎无下……咽九华于云端，咀六气于丹霞……况告之以神仙之道乎？夫存亡终始，诚是大体。其异同参差，或然或否，变化万品，奇怪无方，物是事非，本钧末乖，未可一也。”葛洪认为，这种道是无形化有形，有形化无形，飘渺于天地之间，是谓神仙之道者。又何谓神仙之道？《神仙传》卷一《广成子》曰：“入无穷之门，游无极之野，与日月齐光，与天地为常，人其尽死，而我独存焉。”因此神仙是永恒的、不死的，神仙的变化不需要借助任何外力，是随心所欲，随时变化万物，不受任何形状与空间的限制。因此，一旦女性成为神仙，就可以任意变化各种形象，行走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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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发展的另一方向则是与先秦巫术、秦汉方术融合的民间道教，如早期的五斗米道、太平道等。这些道派召神劾鬼、符箓禁咒的法术，多受到先秦巫术、秦汉方术的影响[60]。如《太平经》卷三六提倡的“守三实法”、“三急吉凶法”、“守玄一”等法术皆为此类。这种思想影响下形成的长生、变化更多的是借助法术外力，颇有一些神秘色彩，如服华丹、服黄水、修气、炼丹、吃仙药、锻炼意志心态等[61]，其目的都是为了能成长生之身，变幻于天地间。女性与龟精的变化，就是时人追求长生、向往神灵的一种法术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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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是中国古代的神奇之物，它是长寿的象征。《太平御览》卷九三一《鳞介部三》引《淮南子》曰：“龟三千岁。”《太平御览》卷九三一《鳞介部三》引《述异记》亦曰：“龟一千岁生毛，五千岁谓之神龟，寿万年曰灵龟。”都是盛赞龟的长寿。龟也是祥瑞和神灵的象征，《太平御览》卷九三一《鳞介部三》引《龟赋》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可以说，龟信仰在汉魏民间社会普遍流传，时人的艺术品及日常使用的器具如画像石、铜镜、坟墓的壁画、帛画、印章和瓦当等常有以麟、凤、龟、龙为主的图案作为纹饰。龟是汉魏时期普遍崇拜的一种神灵，变龟是通往长生、变成神灵的一种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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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什么力量能使龟有长寿、无穷变化之功呢？古人认为龟能行气导引、延年益寿，吸取天地之精华，成为神灵，亦即常说的“龟息法”。《史记·龟策列传》记载：“南方老人用龟支床足，行二十余年，老人死，移床，龟尚生不死，龟能行气导引。”同卷又记载：“江傍家人常畜龟饮食，以为能导引致气，有益于助衰养老，岂不信哉。”既然如此，那些想长生不老、修炼成仙的人们也就千方百计地想变成神灵之物，以行气导引，延年益寿，一旦成为神仙之后就可以脱离“形”之束缚，变化于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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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变成龟要有一个神圣的仪式。一般需要沐浴，以表示心中的虔诚与神圣[62]。上文中后汉灵帝时江夏黄氏母化为龟、黄初中魏清河宋士宗母变成大龟、吴孙皓宝鼎元年丹阳宣骞八十岁老母成龟等，都是在沐浴过程中精变，也就不奇怪了，因为她们都是通过沐浴与龟神灵进行交往。故宋士宗认为，他的母亲虽然在沐浴变成了龟，但他却“以母形虽变，而生理尚存，竟不治丧”，认为母亲并没有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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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通过变化四灵，以术数追求长生的民间方法，似乎并没有得到时人的赞赏。《抱朴子内篇》卷二《论仙》曰：“（若仙人）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随着汉唐道家修行方法的发展，道家追求长生、修炼成仙的方法越来越多集中在“外丹术”上。自魏晋南北朝以降，道教完全沉迷于神仙方术，笃信金丹服食，唐代则是道教外丹术最为兴盛的黄金时期[63]。因此，在唐代以修炼金丹服食为主追求长生的手段影响下，汉魏时早期类似“巫道”、“妖道”的方法在唐代就消失灭迹了[64]。这也是唐代女龟精绝迹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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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汉唐人加以新的创造融合，其中以鸟、猪、猿精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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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卷三《北山经》中精卫填海故事是中国早期一个美丽的鸟神话，这个由小女子变成的鸟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遐想的空间。魏晋时期的笔记小说在此基础上也创造出了许多女性鸟精的故事。《搜神后记》卷九载，钱塘人姓杜，船行时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来岸上。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调戏。杜合船载之。后成白鹭，飞去。杜恶之，便病死。文中的素衣女子变成白鹭飞上天空。可以说，正是在这些已经成形的女鸟精传说的基础上，唐人又结合时代特色，赋予了鸟类女性精变更多人格化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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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先秦、秦汉文化中，有关猪身人面的记载已经出现，其性属于水，故又为水畜，具有水神的功能。《礼记·月令》郑注曰：“彘，水畜。”孔颖达疏：“为水畜。”《史记·天官书》中亦曰：“奎为封，为沟渎。”唐代小说中也有猪怪的形象，但人格化女性猪精的出现，是唐人在以往基础上的又一次创新。其原因大概有二：其一是跟唐人的审美观点有关，即唐人以胖为美，将女性与肥胖的猪相联系可能与唐人这种审美观有很大的关系。其二则可能跟当时政治的倾轧，士大夫之间相互讽刺、嘲笑有关。运用精怪来讽刺自己对手的小说在唐前期就出现了，如《补江总〈白猿传〉》就是为了讽刺欧阳询而创作出猿猴抢妻生下欧阳询的情节。宋人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子部·小说家》中也评价道：“《补江总〈白猿传〉》一卷，无名氏。欧阳纥者，询之父也。询貌类猕猴，盖常与长孙无忌互相嘲讽，此传遂因其嘲广之，以实其事，托言江总。”这种运用兽类动物来讽刺时人的做法也被唐人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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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女性精变分布与汉唐环境变迁、社会风气变化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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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女性精变尽管种类繁多、花样不一，但仍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地域性。即每个女性幻化的物种，都具有其特殊的地域性，每个幻化后的女性，又都有显著的社会性、时代感。因此，反映到汉唐人思维世界中的女性幻化，也就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时代性。形成唐代以前和唐代女性精变差异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汉唐时期气候环境的变迁，引起了动植物的变化，动植物的变化影响了世人的文学创作；二是社会文化的特性决定了女性精变的时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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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汉唐女性精变涉及的变化种类繁多、分布广泛，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汉魏时的女龟、鼍精发生地，多在南方会稽、鄱阳、丹阳等长江中下游多水地区。女狸精出没在句容、石城、吴等南方地区。女狐精出没在北方洛阳、长安一带。虎精出没在东阳郡、谯郡、始兴山一带。獭精出没在无锡、河南章安湖等多水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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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女狐精的活动地方更为扩大，幻化地遍布北方大部分地区，大如长安、洛阳，中至绛州、普州。计真与其妻相遇就是在长安附近的一个庄子里。多情的郑公子与歌女任氏相识也是在长安的街头。那个想在夜晚勾引路上行人的狐精在普州地界活动。姿容绝代、年方十三四的女子与上官翼儿子的偶遇，则发生在绛州。与汉魏时期相比，唐代女虎精也扩大了活动范围，多出现在黄河、淮河、长江、关中、巴蜀、长安一带。蔺庭雍妹妹因为偷盗财物变成老虎的事情发生在涪州南。天宝选人在路上遇见一漂亮女子变为老虎发生在长安附近。女金石精出没在庐州、宜春郡附近。女火精故事发生在长安、燕赵等北方地区。女狼精出没在晋州、翼州等北方地区。女蛇精发生在长安、蜀地。龙、蛟精出没在苏州、洞庭、歙州、柳州等南方多水区域。女猿精则出没在长安、渭南、贵州、蜀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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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变地域性分布特点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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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自然环境、气候变化影响了汉唐动植物、矿产的分布，而动植物、矿产的分布又决定了汉唐女性精怪的地域性。因此有的物种精变会集中出现在一个区域，有的物种精变在汉魏时期昌盛，在唐代消失，有的物种精变在汉魏时期不多，但在唐代兴起。这些现象多与汉唐物种的地域分布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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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间的气候变化是一个由暖转冷再转暖的过程。西汉气候温暖，东汉至南北朝为冷期，隋唐气候又开始变暖[65]。气候的变化给动植物的分布、人类的迁移与活动也带来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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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女狐精活动范围多在北方地区。在动物分类学中，狐属于兽纲食肉目犬科，栖息习性比较多样化。它是一种生活在森林、草原、灌木林、半沙漠，居住于树洞或土穴中，适应寒冷天气的动物。多水地区、水位高的场所、天气炎热地区则很少居住。故汉代焦延寿《易林》卷三曰：“江阴水侧，舟楫破之，狐不得南，豹无以北。”早有狐不渡江，江南无狐的说法[66]。 这种说法与狐的生存气候、栖息环境是紧密相连的。如晋阳因地寒而少竹，故时人多种苇成林，这是一个适合狐生存的环境，有许多狐生活在其间[67]。汉唐期间的北方，由于气候寒冷、多林、灌木丛生的特点，就成为狐经常出没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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