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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什么力量能使龟有长寿、无穷变化之功呢？古人认为龟能行气导引、延年益寿，吸取天地之精华，成为神灵，亦即常说的“龟息法”。《史记·龟策列传》记载：“南方老人用龟支床足，行二十余年，老人死，移床，龟尚生不死，龟能行气导引。”同卷又记载：“江傍家人常畜龟饮食，以为能导引致气，有益于助衰养老，岂不信哉。”既然如此，那些想长生不老、修炼成仙的人们也就千方百计地想变成神灵之物，以行气导引，延年益寿，一旦成为神仙之后就可以脱离“形”之束缚，变化于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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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变成龟要有一个神圣的仪式。一般需要沐浴，以表示心中的虔诚与神圣[62]。上文中后汉灵帝时江夏黄氏母化为龟、黄初中魏清河宋士宗母变成大龟、吴孙皓宝鼎元年丹阳宣骞八十岁老母成龟等，都是在沐浴过程中精变，也就不奇怪了，因为她们都是通过沐浴与龟神灵进行交往。故宋士宗认为，他的母亲虽然在沐浴变成了龟，但他却“以母形虽变，而生理尚存，竟不治丧”，认为母亲并没有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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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通过变化四灵，以术数追求长生的民间方法，似乎并没有得到时人的赞赏。《抱朴子内篇》卷二《论仙》曰：“（若仙人）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随着汉唐道家修行方法的发展，道家追求长生、修炼成仙的方法越来越多集中在“外丹术”上。自魏晋南北朝以降，道教完全沉迷于神仙方术，笃信金丹服食，唐代则是道教外丹术最为兴盛的黄金时期[63]。因此，在唐代以修炼金丹服食为主追求长生的手段影响下，汉魏时早期类似“巫道”、“妖道”的方法在唐代就消失灭迹了[64]。这也是唐代女龟精绝迹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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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汉唐人加以新的创造融合，其中以鸟、猪、猿精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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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卷三《北山经》中精卫填海故事是中国早期一个美丽的鸟神话，这个由小女子变成的鸟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遐想的空间。魏晋时期的笔记小说在此基础上也创造出了许多女性鸟精的故事。《搜神后记》卷九载，钱塘人姓杜，船行时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来岸上。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调戏。杜合船载之。后成白鹭，飞去。杜恶之，便病死。文中的素衣女子变成白鹭飞上天空。可以说，正是在这些已经成形的女鸟精传说的基础上，唐人又结合时代特色，赋予了鸟类女性精变更多人格化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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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先秦、秦汉文化中，有关猪身人面的记载已经出现，其性属于水，故又为水畜，具有水神的功能。《礼记·月令》郑注曰：“彘，水畜。”孔颖达疏：“为水畜。”《史记·天官书》中亦曰：“奎为封，为沟渎。”唐代小说中也有猪怪的形象，但人格化女性猪精的出现，是唐人在以往基础上的又一次创新。其原因大概有二：其一是跟唐人的审美观点有关，即唐人以胖为美，将女性与肥胖的猪相联系可能与唐人这种审美观有很大的关系。其二则可能跟当时政治的倾轧，士大夫之间相互讽刺、嘲笑有关。运用精怪来讽刺自己对手的小说在唐前期就出现了，如《补江总〈白猿传〉》就是为了讽刺欧阳询而创作出猿猴抢妻生下欧阳询的情节。宋人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子部·小说家》中也评价道：“《补江总〈白猿传〉》一卷，无名氏。欧阳纥者，询之父也。询貌类猕猴，盖常与长孙无忌互相嘲讽，此传遂因其嘲广之，以实其事，托言江总。”这种运用兽类动物来讽刺时人的做法也被唐人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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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女性精变分布与汉唐环境变迁、社会风气变化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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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女性精变尽管种类繁多、花样不一，但仍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地域性。即每个女性幻化的物种，都具有其特殊的地域性，每个幻化后的女性，又都有显著的社会性、时代感。因此，反映到汉唐人思维世界中的女性幻化，也就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时代性。形成唐代以前和唐代女性精变差异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汉唐时期气候环境的变迁，引起了动植物的变化，动植物的变化影响了世人的文学创作；二是社会文化的特性决定了女性精变的时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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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汉唐女性精变涉及的变化种类繁多、分布广泛，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汉魏时的女龟、鼍精发生地，多在南方会稽、鄱阳、丹阳等长江中下游多水地区。女狸精出没在句容、石城、吴等南方地区。女狐精出没在北方洛阳、长安一带。虎精出没在东阳郡、谯郡、始兴山一带。獭精出没在无锡、河南章安湖等多水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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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女狐精的活动地方更为扩大，幻化地遍布北方大部分地区，大如长安、洛阳，中至绛州、普州。计真与其妻相遇就是在长安附近的一个庄子里。多情的郑公子与歌女任氏相识也是在长安的街头。那个想在夜晚勾引路上行人的狐精在普州地界活动。姿容绝代、年方十三四的女子与上官翼儿子的偶遇，则发生在绛州。与汉魏时期相比，唐代女虎精也扩大了活动范围，多出现在黄河、淮河、长江、关中、巴蜀、长安一带。蔺庭雍妹妹因为偷盗财物变成老虎的事情发生在涪州南。天宝选人在路上遇见一漂亮女子变为老虎发生在长安附近。女金石精出没在庐州、宜春郡附近。女火精故事发生在长安、燕赵等北方地区。女狼精出没在晋州、翼州等北方地区。女蛇精发生在长安、蜀地。龙、蛟精出没在苏州、洞庭、歙州、柳州等南方多水区域。女猿精则出没在长安、渭南、贵州、蜀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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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变地域性分布特点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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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自然环境、气候变化影响了汉唐动植物、矿产的分布，而动植物、矿产的分布又决定了汉唐女性精怪的地域性。因此有的物种精变会集中出现在一个区域，有的物种精变在汉魏时期昌盛，在唐代消失，有的物种精变在汉魏时期不多，但在唐代兴起。这些现象多与汉唐物种的地域分布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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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间的气候变化是一个由暖转冷再转暖的过程。西汉气候温暖，东汉至南北朝为冷期，隋唐气候又开始变暖[65]。气候的变化给动植物的分布、人类的迁移与活动也带来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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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女狐精活动范围多在北方地区。在动物分类学中，狐属于兽纲食肉目犬科，栖息习性比较多样化。它是一种生活在森林、草原、灌木林、半沙漠，居住于树洞或土穴中，适应寒冷天气的动物。多水地区、水位高的场所、天气炎热地区则很少居住。故汉代焦延寿《易林》卷三曰：“江阴水侧，舟楫破之，狐不得南，豹无以北。”早有狐不渡江，江南无狐的说法[66]。 这种说法与狐的生存气候、栖息环境是紧密相连的。如晋阳因地寒而少竹，故时人多种苇成林，这是一个适合狐生存的环境，有许多狐生活在其间[67]。汉唐期间的北方，由于气候寒冷、多林、灌木丛生的特点，就成为狐经常出没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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狸则相反，虽然它与狐相似，但它的栖息地一般以低中海拔为主，更多是生活在气候比较温暖的地区，所以魏晋时狸精多出现在南方地区。在田中耕种的麋村民黄审发现女狸是在句容县（今江苏境内）。晋太元中，瓦棺佛图前淳于矜碰到女狸精是在石头城（今南京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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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巴蜀、长安一带是唐代女虎精经常出没的场所，这也符合汉唐老虎的分布状况。唐代以前巴蜀、长安地区就是老虎经常出没的地方。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68]。而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老虎在唐代的分布遍及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流域及云贵高原，活动范围扩大。但关中、长安、巴蜀一带仍是老虎分布的主要区域[69]。正如时人所说，“涪州界多虎暴”[70]、“渝州多虎暴”[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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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时女龟、鼍精、蛟精出没的地方也符合当时龟、鼍、蛟生活的自然环境。在距今七千多年前至公元后二百多年期间，中国的气候比较暖，黄河下游气候比现在暖和，湖泊比较多，土质疏松，是鼍、蛟的主要生存地区。而汉魏、南北朝时期，由于气候转冷，河湖沼泽也有所减少，人口增加，使原本生活在黄河下游的鼍、蛟趋于灭绝，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则更适合其生存[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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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水性的女性精怪多生活在南方地域。文中与许汉阳把酒寻欢、富有情调的龙女，生活在洪、饶之间的湖泊中；唐代永泰年间将一少年诱惑入水中的蛟女，出没在苏州的水域间；王蜀时期行走人间的蛟女，乃是在柳州江边徘徊。这些多符合水族类的自然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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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类的女性精怪多在出产金银的地方出现，如文中章乙遇见白金变幻的女子发生在宜春郡，蔡彦卿遇见白金美女则是在庐州。金石类女性精怪的地域性则与唐代金银矿产的分布有关联，文中的宜春郡、庐州都是唐代出产金、银的地方[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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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唐代城市环境也影响了女性精怪的地域性。具体来说，就是优良的城市环境吸引了大批女性生活在大中城市里，间接影响了唐人创作视野中女性精怪的分布，这也是大中城市女性精怪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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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城市的发展极大满足了人类生存居住的需要，城市良好的生存空间吸引大批中外人士来此经商、定居，他们出没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其中也包括女性群体。如长安是唐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也是达官贵人的集中区域，更是各种物品的集散地和消费地。许多中外商人、民间百姓云集于此，形成一片繁荣昌盛气象。同时，长安也是唐代妇女的大好舞台。《广记》卷三九九“八角井”条描写了公主游行长安街道的故事，“景公寺前街中，旧有巨井，俗呼为八角井，唐元和初，有公主夏中过，见百姓方汲，令从婢从银棱碗就井承水”。长安是贵妇人的天堂，但同时也是贫穷女性生存的地方。《广记》卷一九六“潘将军”条记载长安城内有母女以为人缝纫为生，“衣装蓝缕”，看来多有穷妇人流落长安街头。可以说，上自后妃公主，下至农妇村姑，以及卖身献艺的娼妓歌女，还有侠女、烈女、孝女、胡女、女尼、女冠，各色女性都充斥其间，构成了一幅长安城的艳丽图。因此类似长安这样环境优良的城市，成为当时各类女性纷纷趋向的地方，也就为唐人创作各类各样的女性精怪提供了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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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汉唐蓄养业、瓷器业、种植业的普及为汉唐人创作带来了想象空间，影响了女性猪精、鸡精、羊精、瓷器精、花精的出现。自先秦时期，猪就已经成为人们畜养的动物之一，两汉时，形成了华南猪、华北猪、四川猪、大伦庄猪、贵州猪五大种类，遍布全国各地。魏晋南北朝以后，随着气候变冷，降水量减少，使得养猪业由放牧为主向圈养转化。隋唐时期，小规模家养猪更为普遍，成为当时农民的一项主要的副业[74]。故《朝野佥载》记载，“洪州有人蓄猪致富，因号猪为乌金。”表明了当时民间社会畜养猪的普遍性。至于羊、鸡等也都成为当时民间常见的畜养物，广泛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75]。制瓷业方面，唐代无论在规模、技术、艺术上都超越前代，越州生产的瓷器遍及大江南北，成为唐代六大青瓷窑之一，因此越州瓷器会作怪。猪、羊、鸡、瓷器等变幻女性行走人间，可以说正是当时畜养业、瓷器业、种植业的普及这一大社会原因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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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在汉唐人的视野中，女性与世界万物之间有着一种神秘的关联，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在一定条件下，女性皆可以与之互相变幻，行走于汉唐时期的人世间。从种类上来说，汉唐女性精变涉及兽类、鸟类、水族类、草木类、金银类、日用杂类等40多种，大致包括了时人所能接触到的物象，上有天上飞的，下有水里游的，中有地上跑的、草里蹦的，还有百姓日常所用的器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唐女性精变来自社会的真实物象，后经过文人的丰富想象，创作出一个个极为人性化的女性精怪。但是这种人格化女性精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中国先秦文化的“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物老为怪”思想的影响下，融合外来佛教文化、胡人文化、周边少数民族文化、本土道教文化等几大要素，再结合汉唐人的聪明才智，融会贯通，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亮丽风景线。因此，从梳理文化脉络、探寻文化含义的角度说，汉唐女性精怪形象是中国古代女性精怪文化的繁盛期、定型期，宋元以后的许多富有人性的女精怪多来源于此，它为宋元以降女性精变故事的成熟与完善奠定了非常深厚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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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原文中部分内容曾发表在《中国传统文化辑刊》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第1期。此次进行了较大修改，并增加了汉魏时期女性精变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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