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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关于羌族与隋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参见马长寿《氏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181～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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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参见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顾颉刚：《秦汉方生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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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关于成仙之法，《太平经》甲部、《抱朴子》卷二《论仙》等有详细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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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关于先秦沐浴文化研究，参见殷伟、任玫《中国沐浴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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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任继愈：《中国道教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4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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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早期道术中，常常杂有占卜图谶、符录厌胜，以至于御女房中、食粪饮小便等极端粗浅鄙陋的巫术。参见任继愈《中国道教史》，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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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参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赞同此观点的还有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温克刚主编《中国气象史》（气象出版社，2004）。此外，满志敏认为唐代是温暖期，见《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蓝勇认为唐代是一个温暖湿润时期，见《唐代气候变化与历史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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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李剑国：《中国狐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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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四二“晋阳民家”条，第36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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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晋）常璩：《华阳国志》，巴蜀书社，1984，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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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翁俊雄：《唐代虎、象的行迹》，《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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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〇七“永清县庙”条，第2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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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二七“碧石”条，第34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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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参见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2006，第164页。扬子鳄，又名“鼍”、“土龙”、“猪婆龙”，本文以扬子鳄的变迁作为龟、蛟变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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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参见黄盛璋《唐代矿冶分布与发展》，《历史地理》第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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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黎虎：《汉唐饮食文化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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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关于唐代羊、鸡的普及，参见黎虎《汉唐饮食文化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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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清明》诗所述节俗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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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其创作年代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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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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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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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诗，至今仍有广泛影响。关于该诗的考实性研究，多集中于作者杜牧身份的真伪以及杏花村的地望考证，对此，缪钺有着较为公允的论断[1]。时至今日，学界一般倾向于认为该诗并非晚唐著名诗人杜牧所作，杏花村亦非特指某地。然而，纵使该诗的作者无从探求，地望无从考订，就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而言，《清明》仍是古代诗歌研究中不可回避的研究对象，值得深加玩味。同以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陈寅恪曾指出：“陶渊明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也。其为寓意之文，则古今所共知，不待详论。其为纪实之文，则昔贤及近人虽颇有论者，而所言多误，故别拟新解，以成此篇。止就纪实立说，凡关于寓意者，概不涉及，以明界限。”[2]对《清明》诗的研究同样存在颇多误读之处，本文主旨也在于探究其中的“纪实”内容。当然，“纪实”历史场景的重新再现，相应会影响到对“寓意”的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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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如美学家宗白华所言，“艺术意境的创构，是使客观景物作我主观情思的象征。”[3]显然，如何正确解读《清明》一诗中被创构的艺术意境，其基本前提是复原该诗主观情思赖以存在的客观景物。本文的撰述，即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出发，重构《清明》这一文学创作的客观历史景物及其内在逻辑。当然，文学创作的客体是作家体验过的社会生活[4]，换言之，本文的研究主旨就是重建《清明》一诗作者体验过的社会生活。既然是社会生活，就离不开时间、空间、人物、事件等基本要素，本文即从上述四个要素入手展开论述。虽然“诗无达诂”，但尽可能地遵循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原则，力求客观还原被该诗作者改造体验过的社会生活场景，无疑有助于加深对该诗的认知。至于主观情思的寻绎，则付诸阙如，以俟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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