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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清明》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场景就是:作者在细雨霏霏的清明节出游踏青寻酒,途中既遇见悲伤的祭祀者,又碰到出牧的童子,于是向后者打听酒家的去处,牧童顺手指向远处的杏花村。清人所称“小杜寻春载酒时,清明细雨杏花枝”[28]不失为一个相对简练的概括。当然,寻春者到底是不是“小杜”则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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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从主题看《清明》的作者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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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至今在民间仍广为流传,尤其是在清明时节,各类媒体的引用率颇高。但《清明》是假托唐人杜牧之名的伪作,这似乎成为学界共识。罗继祖认为“这首诗读来流利和谐又通俗易解,似乎有点像出于‘老妪都解’的作家白乐天手笔,绝不像杜牧之。”[29]另有研究者也认为《清明》“虽琅琅上口,自然流畅,但基本格调却显得平直,用字也比较寻常,缺少回味,不像是杜牧的作品。”[30]笔者虽然赞同上述观点,但认为上述通过文风异同来断定作者真伪的手法似乎有些“玄虚”,缺少强有力的史料依据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其实,通过复原《清明》诗中描述的社会生活场景,探讨其中的逻辑关系,不难发现它不可能是唐代的诗作,自然更不会是杜牧所为,也不会是白居易的手笔。具体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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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唐代的清明节虽然也有扫墓行为,但扫墓主要发生在寒食节。有研究者注意到“唐代清明节不见扫墓习俗,它和宋朝清明节日‘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者颇不相同(《东京梦华录》卷7)。”[31]也有研究者指出唐代的寒食节、清明节“是两个不同内容的节日,决不可混为一谈。扫墓习俗唯独见于寒食节,而不见于清明节”[32]。与上述两者观点相反,有研究者认为“在唐代,人们对清明与寒食两节往往不作严格的区分,且扫墓不只限于寒食日,清明亦可为之。”[33]上述观点均有失偏颇。实际上,唐代的清明与寒食两节虽然均有上坟洒扫活动,但性质却不一样。宋人《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当时的清明节与寒食节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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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寻常京师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前一日谓之炊熟。……寒食第三节,即清明日矣,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禁中前半月发宫人车马朝陵,宗室南班近亲,亦分遣诣诸陵坟享祀……自此三日,皆出城上坟,但一百五日最盛。[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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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冬至后105天是寒食节,清明节长期被包括在寒食节之内,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援引“吕原明《岁时杂记》曰:‘清明节在寒食第三日,故节物乐事皆为寒食所包。’”[35]故此,《东京梦华录》中称“清明日”为“寒食第三节”,而清明日的独特之处在于“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新坟自然是针对旧坟而言。言外之意,旧坟自寒食节开始即可祭扫。《东京梦华录》称“自此三日,皆出城上坟,但一百五日最盛”,这也就说明寒食节(即“冬至后一百五日”)才是上坟祭扫的高峰期。新坟自然是新近死亡者的坟茔,而旧坟则是日积月累而来,旧坟的数量自然比新坟多,故寒食节的上坟祭扫活动应该比清明日在总体数量上有优势。但清明日的新坟祭扫活动,个体新坟的祭祀规格和场面肯定要超过个体旧坟,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也正因为祭祀新坟的规模庞大,才会吸引游人观瞻。“唐《辇下岁时记》:‘清明,都人并在延兴门看人出城洒扫,车马喧阗’”[36],实际上应反映了都人出城观看祭扫新坟的情形。唐人白居易《清明日,登老君阁望洛城,赠韩道士》载“风光烟火清明日,歌哭悲欢城市间。何事不随东洛水,谁家又葬北邙山?中桥车马长无已,下渡舟航亦不闲。塚墓累累人扰扰,辽东怅望鹤飞还。”[37]既然是“又葬”,必定是“新葬”。有研究者认为该诗描写的此次清明送葬之事是巧合[38],殊不知即便是唐代理应也有清明日祭扫新坟的习俗。退一步讲,即便唐代有个别人不严格区分清明与寒食两节,在清明节祭扫旧坟也只是特殊现象,不足以更改唐人于寒食节祭扫旧墓、清明节祭扫新坟的一般规律。如果唐人果真将清明、寒食混为一谈,唐高宗、玄宗关于规范寒食上墓的诏书岂不成了无的放矢的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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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献中的寒食节、清明节虽然时常并称,但寒食节的地位更为重要,且二者之间的节日内容互有区别。到了宋代,清明节“兼并”了寒食节,本来属于寒食节的祭扫活动也归并为清明节的节日活动。不过,通过《东京梦华录》的记载还可以看到清明与寒食的区别依稀存在。《清明》径言行人的祭扫活动是在清明节,并未说明祭扫的是新坟还是旧坟。如果没有专指是清明节祭扫新坟,我们自然有理由相信《清明》是宋人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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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唐代明确规定寒食祭扫之后“不得作乐”。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三月颁布《不许临丧嫁娶及上墓欢乐诏》,规定:“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檟,曾无戚容。既玷风猷,并宜禁断。仍令州县捉搦,勿使更然。”[39]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四月,又规定“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同拜扫。礼于茔南门外,奠祭馔讫,泣辞。食余馔任于他处。不得作乐。仍编入五礼,永为恒式。”[40]可见,唐代上坟祭祖的日子被规定为寒食节,在这一天不能任意寻欢作乐。且寒食节要禁火、冷食,只能“食余馔”或其他节前准备好的熟食,不可能再去酒家寻酒觅食。杜牧是进士,官居刺史等职,对于上述规定焉能不知。故此,《清明》中对清明祭祀、踏青寻酒的描述不可能出自杜牧手笔。前引《蕉窗诗话》认为《清明》诗中借问酒家是“路上行人言”,言外之意,路上行人祭祀完毕,悲痛之余,又去寻酒作乐,这种认识也与唐代礼制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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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言之,《清明》一诗描述了诗人清明节在路上的所见所闻,以凝练的笔触描述了宋代不同人群从事的祭祀、游乐等节日主题活动及农事活动。从该诗的主题看,理应不是唐人杜牧所为。当然,本文只是为合理解读《清明》提供了一种进入历史场景探寻事物内在逻辑的尝试,恰当与否,尚希方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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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缪钺:《关于杜牧〈清明〉诗的两个问题》,《文史知识》198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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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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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宗白华:《意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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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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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唐)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第十六《律诗》,中华书局,1979,第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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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宋)宋祁:《锦缠道》,《増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卷上前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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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世德:《谈杜牧〈清明〉》,《唐诗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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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卞东波《〈清明〉是杜牧所作吗?》,《文史知识》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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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周汝昌:《杜牧〈清明〉鉴赏》,《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第1101~1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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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子开:《“路上行人欲断魂”再考——也谈对杜牧〈清明〉诗的阐释》,《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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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唐)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第十《感伤二》,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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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唐)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第五《闲适一》,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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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唐)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第十二《感伤四》,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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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明)谢榛撰、宛平校点《四溟诗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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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清)郎遂纂康熙《杏花村志》卷十二《杂记》,《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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