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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行修，《宋高僧传》中有传[6]。他俗姓陈，泉州人，少投北岩院出家，年十八，参雪峰山义存禅师，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入浙中，以“长耳和尚”之称名于世，后汉乾祐三年（950年）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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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僧传》中已经提到他的“神异”之处，如他的“长耳”是入浙前雪峰为使浙人“睹相发心”，而用手给平曳至肩的，所以杭人称其“长耳和尚”。赞宁还记述行修亡故后给睦州刺史陈荣托梦事，以后传说中更加入了“其母梦吞日而生，师生则两耳垂及肩”等各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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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修在世时，人们已经认定他是定光佛化身，“人早知其为应化身”。《十国春秋》卷八九称他初至天台山，被余僧视为“定光佛应身”。吴越王钱俶生日饭僧，初不礼之。后永明延寿禅师告诉他长耳乃定光佛化身，乃趋礼师，直呼之“定光佛”。长耳和尚亡故后，吴越王为建长耳院。宋代赐号“定慧大师”，并于西湖南高峰下旧道场建定慧堂，后改名法相院。据宋代董嗣杲《西湖百咏》记载，院中还保留了长耳和尚的真身。直到清代还重修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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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长耳和尚事迹相类者，有猪头和尚。猪头和尚乃婺州金华人，宋代方勺与林希逸都曾记其事。他“嗜猪头，一噉数枚，俗号猪头和尚”[8]。此人好言吉凶，往往能验，亦被视为定光佛之化身，迁化后其真身归于祥符寺。猪头和尚曾作偈云：“古貌昂藏，法中之王。猪头千个，未始片尝。陶吾真性，吾即定光。”宋时因地方官之请，于元符年间勅赐“慧通大师”。由于猪头和尚生前的灵异及死后“旱涝之祷随应”，在婺州颇受尊奉，“远近奔湊，事之如生”[9]。方勺在寓居婺州时，就曾亲逢民众祭祀猪头和尚之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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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传奇色彩的是闽西地区的“定光佛”俨和尚。法师讳自严，俗姓郑，世传定光佛之应身。宋释惠洪《林间录》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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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岩俨和尚，世传定光佛之应身也。异迹甚多，亦自有传……俨和尚多以偈示人。偈尾必题四字，曰：“赠以之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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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对这一偈语给以神秘的解释，认为是俨和尚的谶语，用来说明自己的死日即是生日。这当然是后人的臆测之语，但此谶传播很广，甚至成为他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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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洪又作《南安岩主定光古佛木刻像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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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彦珣自汀州来，出示定光佛化身木刻像、平生偈语百余首，皆称性之句，非智识所到之地，真云门诸孙也。珣求赞辞，力甚谨。再拜为之赞曰：“……示汝语言：‘一切智畏，如月入水，如风行空，无所妨碍，赠以之中。’又复怜汝（下缺）。未识方其死时，谓是生日。如光照珠，如甜说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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俨和尚何时被赋予如此神秘的光环？应该是生前即有，至少在他亡故后不久，关于他的神异事迹就已经开始广为传播了。宋代沈辽曾作《南岩导师赞》，叙述俨和尚的事迹。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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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康盘山石泉下有神谶，先述后五百年，此泉当窒，有白衣来，乃定光佛。彼众发谶，奔走迎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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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的楼钥《定光佛像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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蠹蚀成文，屋漏成痕。赠之以中，天然者存。拟议则错，思量则昏。断是无人能会，徒自饶舌纷纷，直教唤出南安岩主也，解说无门。风铃摇殿角，柔橹过江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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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篇赞文采用了当时流传的俨和尚的典故，如关于他是定光佛化身的神谶、他每个偈后留的“赠以之中”、他对弟子饶舌的批评、过江村之事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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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俨和尚的事迹及民间对他的信仰，林国平、谢重光和温秋明曾进行过研究[14]。谢重光考证其生年是五代闽国龙启二年（934年），主要活动于五代中叶至北宋前期。他们的研究为我们了解定光佛信仰的内容、流传及其民俗化等问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不过，由于他们主要集中于俨和尚这一位“定光佛”的个案，探讨这一信仰与当地民俗的结合，忽视了几乎同时期的附近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定光佛信仰，这就使我们可以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各例“定光佛”信仰在本质上的共同点，及促使这一信仰出现的深刻的社会、历史及信仰渊源。换言之，本文试图把他们作为佛教史上的一个既有区别，又密不可分的特殊现象来作一整体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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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俨和尚的行迹，还有殊可注意者，那就是他是如何从一个官方定性为“妖人”、“左道”的形象上升为“佛”的。从本文的角度来讲，这也是最值得研究的问题。元代刘将孙叙其经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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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南岩后，民众）趋祷奔赴，师随其因缘，吉凶善否，已往未来，无不忠告，隐微毕露，警耸感动，云合辐辏。或惧其太甚，师曰：“只消吾不语。”于是闭口不复言，如是者一年。民有代岩院输布者，监官张倅晔阅布，布中有师手札，以白之郡守欧阳程，谓为幻惑。逮师问状，师至，不言如故。守倅益怒，使褫其衣，焚其帽，火烬而帽不焦。愈以为左道。血浇蒜薰，益之以火，而衲缕逾洁，乃谢，遣使去。师于是白衣而不褐。如是者又三年，乃复言。然犹白帽道衣，屈指擎拳，终其身。当时称“白衣岩主”。景德初，南康波利禅师道场迎住山，（原缺字）年复返南岩。大中祥符四年，汀守赵遂良表其异。敕下，赐汀州武平县石岩（原缺字）院额为“均庆”。又四年，除夕，为偈付嘱侍者大詹小詹，后六日，为八年正月六日申时，入寂。集众云：“吾此日生，今日正是时。汝等当知妙性廓然，本无生灭，示有去来，更疑何事？”言讫，偃右胁而逝。年八十二，僧腊六十五。众收舍利、遗骼，塑像岩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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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传记详细叙述了俨和尚从一个民间崇奉的僧人上升到神化的“佛”的曲折过程。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被官方接受的过程事实上体现了当时官方与民间对佛教信仰空间的争夺，最终民间的力量占了上风，一度被认为是“左道”的俨和尚后来被官方接纳，身后得到各种封号，直到最高的八字封号，其中且有“圣”字。这是民间的力量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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俨和尚位于州治后边的佛舍，俗称“后庵”，后来被赐额“定光”，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定光佛祠的地方。鲍醇任上杭令时，旱涝时会“祷于定光佛祠，辄应”[16]。 参考猪头和尚灵应事迹，也有旱涝时祈祷的功能，说明无论是两浙还是闽西的定光佛信仰中，祈雨避涝都是一项重要内容，且被纳入官方崇拜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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俨和尚寂化后，不仅士大夫对其赞美不断升级，百姓也不断制造关于他的神异故事，他成为一个“驱使草木，教诲蛇虎，愁霖出日，枯旱下雨，无男得男，无女得女”的无所不能的地方保护神。民间造木像、建寺、朝山等崇拜活动越来越盛，官方封号也越来越高。熙宁八年（1075年），赐号“定应”；崇宁四年（1105年），加号“定光圆应”；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又加“普通”为“定光圆应普通”；乾道三年（1167年），又加“慈济”二字，累封至八字大师。嘉熙四年（1240年），又在八字中更一“圣”字，定为“定光圆应普慈通圣”。定光佛信仰至此达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民间更形成 “佛与守分治汀民”的局面[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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