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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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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汉书》卷二七上《五行志上》，第1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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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第1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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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礼记·郊特牲》及郑玄注，《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第1453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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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列传》，第479～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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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列传》，第1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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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汉书》卷七五《李寻传》，第3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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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后汉书》卷三〇下《郎襄楷传》，第10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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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史记》卷八二《田单列传》，第2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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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1703113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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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中国古代的定光佛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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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唐宋时期的民间“造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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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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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一些特定的信仰，这些信仰深入到民间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定光佛信仰即是其中之一。它虽然没有弥勒信仰和观世音信仰那样的发展规模，但在唐末五代至宋元这一特定时期，却有着深厚的信仰基础。这一信仰从5世纪开始，在中国持续了千余年，成为民俗佛教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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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的研究状况来看，学者还未充分重视这一信仰对民间社会生活的影响。本文将通过对五代宋初几位“定光佛”生平的分析，结合佛教中定光佛的形象、角色和功能，探讨这一信仰在中国本土的发展过程，以期揭示民间存在的“造佛运动”的渊源及其深厚的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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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光佛预言》及定光佛信仰在唐末至宋初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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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中期，有所谓《定光佛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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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亨元年，杨州僧珍宝，问山采药，见一人三丈五尺，面阔九寸，如金佛，救众生。珍宝即藏。语宝言：“我是定光佛菩萨，故来救众生。今年太山崩坏，须鬼兵万万九千。须告众无福人：但看三月四月五月，风从太山来，即得病，二日即死。若写一通，免一身。写二通，免一家。写三通，免一村。我是定光佛菩萨，故来化众生。传流者，寿命一百年。不信者，灭门。写者，过一难。若不信者，但定光佛菩萨指为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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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所谓预言，属于佛教谶记之流。谶在中国的发展很早，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这种预言形式。许多来华梵僧或汉地僧侣都以善谶著名。汉末以来，民间社会盛行佛教性质的传贴，这种传贴多以“经”或佛教中的一些佛、菩萨，甚至名僧所传相标榜，以避灾免难为目的，劝人传写流通，有些甚至被当做符咒应用到民众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不少这样的佛教谶记类伪经，《定光佛预言》是其中之一。不过，此时的定光佛信仰还主要是定光佛以神性佛的形象示现人间，预言祸福及避灾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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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初天台山有定光禅师。天台智者智15岁时，曾在梦中见这位定光禅师向其招手，后杖锡至此，遇定光禅师，遂驻天台[2]。此禅师后亦被称为“定光佛”。这是最早的以高僧为定光佛化身之处。但此碑的颂文提到定光禅师时，也主要是强调他作为招引智者的“光师”，也就是一位佛教高僧的形象，说明当时没有形成对他个人的信仰。而且从佛教的整体发展轨迹推测，此时的民间“造佛”现象（详见下文）还不是很盛行，所以，隋初的定光禅师之被视为“定光佛”，主要是佛教内部的现象，并没有形成个人信仰。而此前更早的定光佛，是作为佛教三世佛之过去佛被供养的，和现实生活中具体某位僧侣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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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释净、释筠撰《祖堂集》载：一日斋后，一僧来见马祖道一（709～788），道一让他去库头吃饭，却告百丈：“此是辟支弗僧。”[4]又记百丈法嗣唐末的西院大安，被僧团众人称为“定光佛”。不过，这只是由于他修行时呈现出异相，《祖堂集》载：“或入灵洞，月十不归，如痴似狂。三十余祀，夜在第二第三座间。有同流私睹其身，焰尔通光，众人佥曰：‘定光佛矣。’”[5]而且他的活动主要局限在僧团，没有对周围的社会形成比较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并没有形成民众对他的个人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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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料中能看到的较为深厚且具相当规模的民间“定光佛”信仰，应从唐末五代的僧行修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