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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瑞典〕斯文·赫定：《罗布泊探秘》，王安洪、崔延虎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第811～8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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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贾应逸、祁小山：《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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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英〕奥雷尔·斯坦因：《路经楼兰》，肖小勇、巫新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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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M. M. Rhie，op. cit.，p.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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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坐佛木雕图片，参见〔日〕田边胜美、前田耕作《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15·中央アジア巻》，第233页，图二：31。莲瓣纹香炉图片，参见F. Bergman，“Loulan Wood-Carvings and Small Finds Discovered by Sven Hedin”，BMFEA，No.7，Stockholm，1935，pl. VIII：6。陶灯图片，参见〔英〕奥雷尔·斯坦因《路经楼兰》，肖小勇、巫新华译，第79页，图三2；新疆楼兰考古队也曾在楼兰古城发现过一件同样的陶灯，参见楼兰考古队《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红铜釜和四瓣花木雕照片，参见朝日新闻社编《日中国交正常化20周年纪念展“楼兰王国と悠久の美女”》，朝日新闻社，1992，第36页，图七1；第31页，图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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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参见〔瑞典〕斯文·赫定《罗布泊探秘》，王安洪、崔延虎译，第819页；M.A. Stein，op. cit.，pp. 442-443。LB是佛寺遗址，由三组遗迹组成，均为塔与僧房的组合，出土了大量带有犍陀罗艺术风格的木雕，佛塔为方形基座、圆柱形塔身的犍陀罗样式，此外还发现了大夏、帕提亚等多种风格的艺术品。通过出土文书和艺术品风格判断，LB遗址的年代约在公元2～3世纪，略早于楼兰古城。参见陈晓露《楼兰佛寺考》，北京大学2005年本科生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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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M. M. Rhie，op. cit.，p.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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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赫定把这件器物定为佛灯，但实际上应是香炉，为附近居住的僧人所用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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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犍陀罗石雕照片，参见〔日〕田边胜美、前田耕作《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15·中央アジア巻》，图一53；斯瓦特铜釜照片，引自斯瓦特博物馆网站（www.swatvalley.com/gallery/browse.php？no=1&entry= 12&category= archeological）；犍陀罗陶灯照片，参见T. Higuchi （ed.），Catalogue for the Exhibition of Gandhara Art of Pakistan，Tokyo：NHK Press，1984，p. 108，pl. VIII-20；犍陀罗遗骨匣图片，参见J. H. Marshall，op. cit.，1951，pl. 49，fig.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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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苏治光：《东汉后期至北魏对西域的管辖》，《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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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林立：《新疆天山南路地面佛寺建筑遗迹》，北京大学2004年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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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参见萧默主编《中国建筑艺术史》，第338～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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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F. Berman，op. cit.，pl.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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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经济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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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市制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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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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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间城市市场形态的演变，是一个相当陈旧的论题。自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加藤繁刊布经典的《宋代都市的发展》、《唐宋时代的市》诸文以来[1]，关于中国传统时期城市市场形态从唐代的封闭性坊市制转变成为宋代的开放性街市制的认识，已经成了学界的共识[2]。后来的研究，大多是深化或者细化加藤氏的假说，其中关于唐代城市市场形态的讨论，成绩尤其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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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由于此前的研究深受“唐宋变革”论的影响，观察视角集中在从唐宋间历史的裂变，来构成对两宋城市市场形态的印象，专注一意，无暇于其他，却也为后人进一步讨论这一议题，留下了一些余地。换言之，前人的讨论，多从阐发唐宋间“城市革命”的立场出发，由两宋时期之“开放”，来反观唐代城市的市场形态，即所谓典型的古典市制，突出唐代官府对市场的控制，或者是下意识地用以彰显唐宋转折在城市市场形态方面的表现。如张泽咸先生指出：“五十年前，日本学者加藤繁在研究宋代的都市发展状况时，追溯研讨了赵宋以前的坊市制……其后，坊市制日趋破坏。但直至宋初，坊制仍存，经北宋中期以至北宋末年，坊制完全崩溃。前辈学者的意见，我认为可以成立。”[3]可见“追溯研讨”，实为今人讨论唐代城市市场制度的主流观察方法。不过由此引起的一个问题是：像这样由后向前观察、重在历史裂变的视角，可能会忽略历史演变的前后承袭。如果在关于宋代城市市场之“开放”印象的衬托下，仅仅看到唐代政府对城市市场的管理与控制，就很容易忽略唐代城市市场在承袭前代旧制之余的进步，以及政府对社会经济变动在制度上所作的回应。更重要的是，至少在本人学识所及的范围之内看，它也会使得论者在描述宋代城市市场的时候，停留于一般性的与唐代市场管理制度的对比，满足于描述宋代城市市场的“开放”，而忽略宋代对前代制度在多方面继承与因袭的历史事实。例如关于宋代城市的“街市制”，究竟是如何展开的，它的内部结构如何，我们依然所知甚少。观察历史，由前向后的观照，与由后向前的追溯一样重要。古人所说的会通，寓意或即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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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就按历史的因袭与变革并重的思路，从市场设置与政府管理等几个方面，对唐代市制问题略述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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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坊市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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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归纳一下迄今为止学界关于作为古典市制的唐代城市市场形态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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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加藤繁以来，关于唐代城市市场制度的论著，数量众多，难以一一罗列。不少名家都参加了讨论，据刘玉峰的归纳[4]，早在20世纪30年代，紧接着加藤繁之后，鞠清远、陶希圣两位学者即已就唐代城市市场法规阐述了自己的看法[5]。陶希圣更从八个方面阐述了唐代的市场法规。至1966年，英国学者杜希德（Denis Twitchett）也有专文讨论唐代的市场制度[6]，他的这篇论文对海外学界颇有影响。同一时期，日本学者对唐代市场制度的讨论也多有佳作问世[7]。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史学研究的复兴，参加讨论的学者更多，他们或者刊布专文、专书[8]，或者在著作中辟有专章，讨论这一议题[9]。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不少学者互有歧见，但遵循加藤氏的思路，经过多年研讨，大家对唐代古典市制的基本内容，看法日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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