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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刘淑芬曾征引宋敏求《长安志》卷一〇的一则记载“大和二年，休祥坊百姓三百接宰相诉：当坊右龙武城地，赐百姓，经四十余年不纳税，今被擗仗，使田全操并却，征索时久”，说明时人视“坊”为“城”的情形。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第434页。按宋敏求《长安志》这一则文字，见《宋元方志丛刊》第一册，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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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参见梁江、孙晖《唐长安城市布局与坊里形态的新解》，《城市规划》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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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六《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18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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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唐）刘禹锡：《刘禹锡全集》卷二五《观市》，中华书局，1990，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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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张泽咸：《唐代工商业》，第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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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白寿彝总主编、史念海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卷“隋唐时期”（上册），第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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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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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参见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两市是大兴城内手工业和商业的集中地区，从其位置处于城内中部以北，接近宫城和衙署，可以推知两市的工商业主要是为贵族官僚集团服务的。” 《考古》1978年第6期，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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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陈国灿分析吐鲁番出土的唐代质库帐，认为这组帐历是质库中的典质帐，该质库可能就设在长安东城延兴门附近的新昌坊内或者其附近。由于这组帐历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206墓，墓主张雄死于贞观七年（633年），其妻鞠氏死于垂拱四年（688年），则这组帐历所反映的新昌坊情形也在唐代前期。陈国灿：《从吐鲁番出土的质库帐看唐代的质帐制度》，《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第316～318页。近来成一农也指出：唐代城市在市的区域之外不准沿街经营商业，指分隔不同坊区的外街，而非坊区之内的街道。坊区内部沿街经商的现象，早在唐代前期即已存在。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67～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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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参见《南齐书》卷五〇《明七王·萧宝夤传》；（陈）江总：《南还寻草市宅》诗，《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陈诗》第三；佚名：《南朝宫苑记》，（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一六《疆域志》二《镇市·古市》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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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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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六《市》，第18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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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参见卢向前《唐代前期市估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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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据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卷三〇诸司仓曹参军条：“仓曹、司仓参军掌公廨、度量、庖厨、仓库、租赋、征收、田园、市肆之事”，可知市令司隶属于司仓参军。（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第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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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第543～5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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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唐）徐坚等：《初学记》卷二四《居处部·市第十五》，中华书局，1962，第三册，第5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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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六《市》，第18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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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物价初探》，第474～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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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宋）王溥：《唐会要》卷六一《弹劾》，第1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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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六《市》，第18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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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白寿彝总主编、史念海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卷“隋唐时期”（上册），第7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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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六《街巷》，第18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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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宋）王溥：《唐会要》卷四一《断屠钓》，第8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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