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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刘玉峰《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第122页。其他学者于此措词略异，意思基本一致，如白寿彝总主编、史念海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卷“隋唐时期”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728页：“隋唐朝廷对市场进行严格的控制。” 第842页：“商业的自由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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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下篇《中古都城坊制初探》，学生书局有限公司，1992，第409～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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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第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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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另参见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北魏洛阳）必须妥善安排大量人口、先规划后入住和平城等经验可以借鉴，这三个方面固然重要，但只是郭城和里坊安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鲜卑民族的内部结构和要求汉化的愿望，最终才使里坊作为一种严格的制度出现成为必然。”《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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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许倬云《周代都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发达》，原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8本第2分，1977；收入氏著《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第69～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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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如许倬云曾指出：“大致封君自己住的地方，有城墙作为防御工事，而且也有封建宗法制下象征宗法地位与权威的宗庙，则这种邑称为‘都’”。见许倬云《周代都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发达》，第70页。参见库郎热（Fustel de Loulanges）：《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La Cité antique：Étude sur le culte，le droit，les institutions de la Grèce et de Rome）第三卷第三章《城邦的形成》，谭立铸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17～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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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见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临淄齐故城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6期；群力：《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文物》1972年第5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第25～27页；耿曙生：《论中国城市的起源与形成》，《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4期；高松凡、杨纯渊：《关于我国早期城市起源的初步探索》，《文物世界》1993年第3期；杜勇：《春秋战国城市发展蠡测》，《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湖北发现盘龙城，“商文化不出黄河流域”被改写》，新华网2002年7月24日；桂娟、程红根：《郑州商城考古又有新进展——中国确定首座商代都城布局》，《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2月10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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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例如，据考古资料，山东临淄齐国都城遗址，位于淄河的西岸。全城由大小两大部分组成，小城是宫城，位置在大城（郭城）西南，部分嵌入大城西南角的高地上。大城是官吏和百姓的居住区和活动区。值得重视的是，在小城内已探出3条街道，大城内探出7条，皆与城门相接，并将大城划分出十多个棋盘式方块。这些棋盘式方块的划分，也就是后来都城里坊的雏形。见前引《山东临淄齐故城试掘简报》、《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此外如秦都雍城，也是“一般居民区大体集中于南部，各类手工业作坊则分散于城内外各处”。参见徐卫民《秦都雍城考论》，《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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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见张继海《汉代的城市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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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见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考古》1989年第4期。刘庆柱：《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考古》1987年第10期；《再论汉长安城布局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答杨宽先生》，《考古》1992年第7期；《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考古》199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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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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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见张继海《汉代的城市社会》，第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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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如徐卫民《秦都雍城考论》第80页又提到：在雍城内还发现了“市”的遗址，市位于城的北部，在北城墙南面偏东300米处，经详细勘探，知其是一个近似长方形的全封闭空间，四周围以夯墙，围墙内为露天市场，面积达3万平方米左右，和四川汉画像砖上的市亭图基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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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参见徐富昌《睡虎地秦简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3，第537～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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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参见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附图七“宁城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及蒋英炬、杨爱国等编《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文物出版社，2001）所收有关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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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魏书》卷三三《公孙表附公孙邃传》，中华书局，1974，第7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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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魏书》卷十八《广阳王嘉传》，第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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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参见申言《中国古代城市研究概说》关于“郭区分期说”的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当然也有不少市仍位于城外，并未挤入城中。如据日本僧人圆仁所记，唐代的莱州“城东西一里，南北二里有余……州城外西南置市”。〔日〕圆仁撰、顾承甫等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9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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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河滨渔者编类图说《长安志图》卷上：“市制，四面皆市人居之，中为二署，盖治市之官府也。”按此书附（宋）宋敏求《长安志》，收入《宋元方志丛刊》第一册，中华书局，1990，第207页。关于唐代长安城东西两市周边工商业人口居住的情形，可参见呼琳贵《由礼泉坊三彩作坊遗址看唐长安坊里制度的衰败》：“实际上，东、西二市仅仅是一个中心点，其周围的坊里也已渗入其中，共同形成了一个商业区。如西市之北的礼泉坊中就有三彩、粉彩等作坊在生产大量的丧葬用品。”《人文杂志》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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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姜伯勤：《从判文看唐代市籍制的终结》，《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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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参见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第66、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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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如唐代的登州城，据日本僧人圆仁记述：“城东一里，南北一里。……城外侧近有人家。……城正东是市。” 圆仁撰、顾承甫等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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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如据宿白的研究，唐代北都太原城的居民区在城南，大约是东西6坊，南北9坊之制。成都府城遗址，面积相当于16个坊，府衙位置在西北隅的高地上，城东半部8个坊的痕迹尚可分辨。山西大同旧城是唐重建的云州，它以一个大十字街分城内为4个坊。参见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第279～285页。又刘建国征引考古资料，认为镇江城六朝时期青云门夯土墙的发现，其意义在于：“一是填补了六朝坊、市围墙的考古空白，提供了这一时期的一个具体的实例；二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南朝以前京口城市并布局的线索，即坊、市从内城延至郭城的中轴线的两侧对称分布，方正结构，街道走向亦与之对应。”刘建国：《古城三部曲——镇江城市考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第109页。程存洁根据石刻资料的记载，也指出唐代北方边境城市幽州不仅置坊，而且设市（《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编》，中华书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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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卢海鸣：《六朝建康里坊制度辨析》，《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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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参见前引杜勇、耿曙生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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