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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黄正建：《唐六尚长官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唐长孺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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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赵冬梅：《唐宋诸使机构职掌考》，《国学研究》第1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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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振国、臧守虎：《唐代“医待诏”及相关问题略考》，《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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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韩刚：《北宋翰林图画院制度渊源考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第19～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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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范家伟：《大医精诚——唐代国家、信仰与医学》，东大图书公司，2007，第3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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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程锦：《唐代医疗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2008，第8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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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傅璇琮：《唐玄肃两朝翰林学士考论》，《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唐代宗朝翰林学士考论》，《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3辑；《唐永贞年间翰林学士考》，《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秋之卷；《唐代翰林学士院与南北司之争》，《唐都学刊》2001年第1期；《唐宪穆两朝翰林学士考论》，《文史》2002年第3辑；《中国最早两位翰林学士考——吕向、尹愔传论》，《文献》2002年第4期；《唐翰林学士记事辨误》，《燕京学报》新16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岑仲勉〈补僖昭哀三朝翰林学士记〉证补》，《唐研究》第10卷，2004。均收入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上册（盛中唐卷），辽海出版社，2006；下册（晚唐卷），辽海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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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对墓志中志主书写的文学史研究，参见线仲珊《唐代墓志的文体变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2003；刘城：《唐代墓志的写人进程》，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论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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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墓志与正史中书写意象的经典研究，参见刘静贞《正史与墓志数据所映现的五代女性意象》，《唐研究》第11卷，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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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类似的经验研究，参见蒋竹山《晚明江南祁彪佳家族的日常生活史——以医病关系为例的探讨》，《都市文化研究：都市、帝国与先知》第2辑，上海三联书店，2006，第181～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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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唐代长安周边葬地的研究，参见〔日〕妹尾達彥《唐長安の都市生活と墓域》，《東アジアの古代文化》第123號，2005；惠瑛：《从出土墓志看唐长安居民葬地》，西北大学考古系硕士论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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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王仁波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第83、107、109、135页；图版见《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贰）上册，文物出版社，2000，第254、289、287、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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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3辑，三秦出版社，1996，第223、257、255、283～284页（以下简称《补遗》）。录文亦可参考《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贰）下册，第208～209、244、242～243、273～274页（以下简称《新中国》）；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983、1056～1057、1053～1054、1135～1136页（以下简称《汇编续集》）。以下墓志录文以《补遗》为底本，校以它本与图版，诸本异文或以图版改字者，在文后括注说明；通假字括注正字；俗字、别字径改，不再出注；拓片图版文字漫漶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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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卷一一，中华书局，1996，第936、9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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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张国刚：《唐代家庭形态的复合性特征》，《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此据张国刚《中国家庭史》第二卷《隋唐五代时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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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罗彤华：《家长与尊长——唐代家庭权威的构成》，《唐研究》第11卷，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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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中国古代的遗嘱继承问题，参见〔日〕仁井田陞《唐宋時代の家族共產と遺言法》，《市井博士古稀紀念東洋史論叢》，1933，此据仁井田陞《唐宋法律文書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37，第622～623页；〔日〕板橋真一：《宋代の戶絕財產と女子の繼承權をめぐって》，《中國の傳統社會と家族——柳田節子古稀記念文集》，汲古书院，1993，第365～382页；邢铁：《唐代的遗嘱继产问题》，《人文杂志》1994年第5期，此据邢铁《家产继承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第104～131页；冻国栋：《读姚崇〈遗令〉论唐代的“财产预分”与家族形态》，《唐代的历史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此据冻国栋《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第203～216页；李淑媛：《唐宋户绝财产之分配及其归属》，《法制史研究》2001年第1号，此据李淑媛《争产竞财——唐宋的家产与法律》，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第139～168页；邢铁：《唐代家产继承方式述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此据《宋代家庭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312～340页；郑显文：《唐代家庭财产继承制度初探》，《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秋之卷；岳纯之：《唐代民事法律制度论稿》，人民出版社，2006，第199～202页；邢铁：《从家产继承方式说我国古代的所有制形式——以唐宋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张晓宇：《奁中物——宋代在室女“财产权”之形态与意义》，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第54～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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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中华书局，第694页；此条原见《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二二“户口版图”引《户令》，仁井田陞先生已指出，《户令》应为《丧葬令》之误，《天圣令》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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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魏道明：《中国古代遗嘱继承制度质疑》，《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参见Brian McKnight，“Law and the Family in Sung China：Inheritance”，《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史语所，1998，第475～5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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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证》，中华书局，1996，第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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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社会实态比法律规定更复杂，参见金眉《唐代婚姻家庭继承法律制度初论——兼与西方比较》，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0，第131～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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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唐宋时代的立嗣，参见邢铁《唐宋时期的立嗣继产问题》，《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此据邢铁《家产继承史论》，第76～103页；王善军：《从〈名公书判清明集〉看宋代的宗祧继承及其财产继承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王德毅：《家庭伦理与亲子关系》，《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第11～23页；蒋义斌：《〈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立继与命继的判例》，《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第25～46页；臧健：《宋代民间立继习俗与妇女生活——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主的分析》，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三联书店，2004，第134～154页；邢铁：《宋代家庭研究》，第288～311页；臧健：《收养：一个不可忽视的人口与社会问题——宋元民间收养习俗初探》，张希清主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23～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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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第27～28页；录文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释录》第2辑，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1990，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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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张国刚已根据《百姓吴再昌养男契》中与“五亲商量”的提法指出这一点，见张国刚《论唐代家庭中父母的角色及其与子女的关系》，《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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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法律出版社，2003，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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