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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社会实态比法律规定更复杂，参见金眉《唐代婚姻家庭继承法律制度初论——兼与西方比较》，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0，第131～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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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唐宋时代的立嗣，参见邢铁《唐宋时期的立嗣继产问题》，《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此据邢铁《家产继承史论》，第76～103页；王善军：《从〈名公书判清明集〉看宋代的宗祧继承及其财产继承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王德毅：《家庭伦理与亲子关系》，《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第11～23页；蒋义斌：《〈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立继与命继的判例》，《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第25～46页；臧健：《宋代民间立继习俗与妇女生活——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主的分析》，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三联书店，2004，第134～154页；邢铁：《宋代家庭研究》，第288～311页；臧健：《收养：一个不可忽视的人口与社会问题——宋元民间收养习俗初探》，张希清主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23～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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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第27～28页；录文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释录》第2辑，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1990，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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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张国刚已根据《百姓吴再昌养男契》中与“五亲商量”的提法指出这一点，见张国刚《论唐代家庭中父母的角色及其与子女的关系》，《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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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法律出版社，2003，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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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张国刚已注意到此墓志，见张国刚《中国家庭史》第二卷《隋唐五代时期》，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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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欧丽娟：《唐诗中的女儿形象与女性教育观》，《清华学报》第37卷第1期，2007。参见欧丽娟《杜甫诗中的亲子关系与教育观——兼论诗史之开拓与创新》，《台大文史哲学报》第58期，2003；《杜甫诗中的女儿形象与女性教育观》，《汉学研究》第22卷第2期，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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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李润强：《唐代依养外亲家庭形态考察》，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第71～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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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陈弱水：《试探唐代妇女与本家的关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第1分，1997，此据李贞德、梁其姿主编《妇女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第178页；又《隋唐五代的妇女与本家》，陈弱水：《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台北，允晨文化，2007，第126～137页。参见李润强《妇女归宗与复合家庭结构》，收入《中国家庭史》第二卷《隋唐五代时期》，第45～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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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唐代寡居女性的概述性研究，参见张国刚《唐代寡居妇女的生活世界》，《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此据张国刚主编《中国家庭史》第二卷《隋唐五代时期》，第113～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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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三秦出版社，2006，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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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拓片图版见《北图藏石刻拓本汇编》第28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184页。录文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1931页；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1辑，三秦出版社，1994，第247页。女性与出嫁的其他姊妹之间的关系可参见陈弱水《隋唐五代的妇女与本家》，《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第164～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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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芮逸夫：《尔雅释亲补正》，《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1期，1950，第123～126页；此据芮逸夫《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中册，台湾大学人类学系，1972，第847～874页。参见冯汉骥《中国亲属称谓指南》，徐志诚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第19页；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80～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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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新唐书》，第48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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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比如《唐故处士卢君（珉）墓志铭并序》记：“君竟无胤嗣，犹子铄等，并裴氏、崔氏、封氏等三女，恨结谢庭之问，悲缠汉阙之哥（歌）。”《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121页。《唐太原府祁县丞崔府君（思行）墓志铭序》：“李氏夫人生一子涟，聪明精粹，才而不寿。一女行于武功苏氏。每以三处权殡，幽灵隔远，癙思封树，惟日号泣。与犹子晟等，敬惟同穴之典，敢修归袝之茔。”《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214页。《大唐故右威卫左中候项君（承晖）墓志铭》记：“有犹子重昌居长，代主丧事，乃扶侍灵□，匍匐东归。”《唐代墓志汇编》，第1666页。前引《王行俭墓志》中，其侄王晙为其送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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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此点参见Jowen Tung，Fables for the Patriarchs：Gender Politics in Tang Discourse，Rowman & Littlefield Inc.，2000，pp.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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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吴刚主编《全唐文补遗》第9辑，三秦出版社，2007，第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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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汉唐之间的家族规模和形态的变化，被看做两个相联系的过程，一方面是家庭人口的增多，另一方面则是家庭形态的变化，即同居代际的增多。但这种过程并不是简单直线式的历史变化，不同的史料书写所呈现出的异相，其中涉及了阶层的差异、国家的人口管理统计与家族实际居住形态的差异、地区性的差异等诸层面。对一个时代内家庭与家族形态的共时性分析，也应该告别静态的类型学，建立动态的模型以描述复杂社会关系中的家庭演变，即家庭周期（family cycle）的研究。在唐代“以子承嗣”的核心价值观念，使得成年的长子成为“核心家庭”裂变的关键因素，而无子承嗣、丈夫去世都可能导致复合式家庭的建立，从而出现一种与裂变相反的家庭周期。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是由个体之间的关系（包括礼法、经济、情感的关系）所构成的。段家的例子反映出家庭自身的演变规则、唐代家庭价值观念与国家官僚制度所产生的流动性合力运作的过程。对单个家庭历史的书写，可以展示在复杂的历史与社会变化过程中，其中个体面对的选择与实践，可能会展示出家庭规模与形态变化的宏观叙事中所看不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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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M. Fortes，“Introduction”，Jack Goody ed.，The Development Cycle in Domestic Groups，Cambridge，1958，p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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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王静：《靖恭杨家——唐中后期长安官僚家族之个案研究》，《唐研究》第11卷，第389～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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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王德权：《唐五代地方官员人事递嬗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3；〔日〕渡邊孝：《唐代後半期の藩鎮辟召制についての再檢討——淮南、浙西藩鎮における幕職官の人的構成なとを手かがりに》，《東洋史研究》第60卷第1号，2001，第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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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宋）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18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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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宋）王溥：《唐会要》，第1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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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唐长孺：《唐代的内诸司使及其演变》，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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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任士英：《唐玄宗时期东宫体制非实体化考述——以东宫职员的设置变化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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