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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关系中有一个特殊的阶层,姑名之曰“‘同’字辈”。“同”这个字的意思是“一同”(together)或“相同”(the same),在中文里作为一个修饰词用之于许多名词来描述中国友谊关系中这一支派的各种各样的类别——同乡、同省、同学、同年等等。也许对于受过教育的阶层而言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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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任何一级科举考试中——不论是府试、乡试还是会试——考中的考生,他们便互相视为同年。在清朝教育制度下,尽管有官办学堂,但是准备科考的实际教学工作却大多是由私塾教师和家庭教师承担的。正由于此,“同学”的标准便不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你们是否一起在同一学校读书、是否从同一学校毕业,而是你们是否参加了同一年的科举考试。在科考的准备阶段,建立友谊的基础是共同的经历和志趣。那些成功地通过了考试的人,由于其共同的成就而有了进一步亲近的凝聚力。应试士子成千上万,能通过考试的只是极小一部分人,即使这样,也不是他们所有人之间都能成为真正的朋友,这和在任何人际环境中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是,既然是同一年通过了科考,即使不能建立真正的朋友关系,也仍能形成一种特殊的集团。与其他形式的友谊关系一样,这种关系也有扩散效应,同年之子与其父的同年就有了一种特殊关系,通过了科考的考生的近支亲属不但能够分享他的荣耀,也能与他的同年结交。[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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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村或同省的人,一旦离开家乡,便会感觉到彼此间有一种基于出生于同一地区的特殊的相互亲近相互忠诚的感情。因此,他们通过特别地方会社(会馆)联结起来,互助互济。来自同一省的赴京应试士子可一同下榻于各自省份的会馆,在这里,他们复习功课准备考试会得到帮助,如果需要,还会得到经济上的资助。商人因商务赴京也可以住在这些会馆里。在京城,这些会馆主要是为读书人开的,而在中国的其他大都市如省会和商埠,会馆则为商人把持着。当然,因职守离开原籍的政府官吏也参与其所属省份会馆的活动。[48]这种对家乡的热爱、这种为家乡而骄傲的感情,渗透于中国社会,为本已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世界又增添了一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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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地,当地从事同一行业的人也组成行会,就像自同一地区来到本地并从事同一行业的那些外来人组成的行会一样。有些行会在中国其他地方还设有分会,因而,其成员便在同一行业、来自同一地区的纽带的基础上结成了关系网。西方式银行在中国出现以前实际垄断了中国资金周转的山西钱庄主,只是这一现象的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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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社是中国人偏好以友谊和人际关系为基础结盟拜伙的另一例证。这些会社的成员虽然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却以家庭的形式集结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是和《三国演义》中三位主人公的关系相同的结拜兄弟关系,这种关系常常要求一种超过一般家庭纽带关系的“忠”,会社的团体利益高于个人家庭的利益。[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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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友谊属于平等性质,但在大多数友谊关系中,当事人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有着兄弟关系。谁为长者,取决于年龄、学识、科举出身或任何其他为当事人互相默认的标准。然而,尽管朋友之间称兄道弟,但这种兄弟关系并不是同胞兄弟之间所固有的严格刻板的兄弟关系。这种兄弟关系只不过是表示互相敬重,并无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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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的关系就没有这么随便了。一个人的老师,从许多方面被看作是自己的父亲。老师对学生既严厉又慈祥,不但指导学生如何读书,还教导学生如何做人。学生则毕生敬畏老师、忠于老师、关心老师的生活并忠于和关心老师的家属及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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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中考生和考官的关系则属于友谊关系中特殊的一类,尽管它在整个社会中所占比例甚小,但是它对官僚政治却有着相当的影响。18世纪的官员、诗人袁枚,1768年在写给其考官邓时敏(1712—1775)的一首诗中,淋漓尽致地描述了他在等待发榜时极度痛苦、中试后又欣喜若狂和对录取他的考官的无限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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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记戊午岁,待榜居幽燕。夜宿倪公家,昏黑奔跹跹。道逢报捷者,惊喜如雷颠。疑误复疑梦,此意堪悲怜。觥觥邓夫子,两眼秋光鲜。书我到榜上,拔我出重渊。敢云文章力,文章有何权?敢云时命佳,时命究谁宣?父母爱儿子,不能道儿贤。惟师荐弟子,暗中使升天![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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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试的考生把自己看作是录取他的考官的“门生”,称考官为“座主”[51]。座主与门生之间的关系既不像师生之间那么严格正规,也不像朋友之间那么亲近随便。上述这首诗是事隔30年之后写的,可见,座主与门生的关系通常是持续终身的。与朋友关系、同学关系一样,座主与门生的关系也可以下延和外延。“适才看见题名录,贵房师高要县汤公,就是先祖的门生,我和你是亲切的世弟兄。”“这位蘧先生是南昌太守公孙。先父曾在南昌做府学,蘧先生和晚生也是世弟兄。”[52]某一考官的门生,即使不是同一届录取的,也有共同的关系,有时还能互相关照。[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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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际交往中,中国人信奉有来有往的原则。一个人受惠于人或接受了他人礼物,他就应该回报。这些往来被看作是“社会投资”,一个人如果不遵守这一社会均衡原则,他就会被人视为缺乏“人情”,因为某些特定情况下的送礼、志贺和吊慰是感情的外在表现。这种观念对西方并不陌生,但它在中国社会有更为悠久的历史、在更高更广的程度上为人们自觉运用着,并具有更大的影响。[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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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友谊有其固有的义务和责任,这些义务和责任被普遍承认和接受。朋友应该是你的诤友,而你也应该接受他以朋友方式提出的批评。一个中国学者宣称,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的争吵不是敌对间的争吵,而是朋友间良药苦口式的批评。[55]只要一个人是你的同年,哪怕你并不怎么认识他,他也有权利请求你的帮助。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帮助,不论是经济上的帮助还是通过有影响的朋友给予帮助。中国小说《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中,穷书生得到富裕朋友和座主帮助的例子举不胜举,这些帮助既有赠送钱财供其读书的,也有给有影响的人物写信荐举其人的。[56]“朋友原有通财之义。”[57]如果你的座主、朋友的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遇到了麻烦,你又正好处于能够给予帮助的地位,那么,帮助他们便是你的义务。这种情形可以从《儒林外史》中的一件事看出来。有一位沈小姐,一个淫棍原答应娶她为妻,可实际上却把她纳了妾,于是她便从淫棍家逃走了。淫棍告到官府,她终于在另一个县被捉住了,被带到那个县的县令前办理引渡。“那知县与江都县(案发县)同年相好,就密密地写了一封书子,装入关文内,托他开释此女,断还伊父,另行择婿。”因为该县令在审问她时,她的诗才、她的高风亮节以及她与社会名流们的交往,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而对她产生了怜悯之心,于是请求他的朋友将她开释,他的朋友确也照办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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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情况下,没有朋友比没有家庭还要不幸。一个人若不幸没有朋友,不但孤独寂寞,而且遇到困难时无处求援,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没有人相助。19世纪末的辜鸿铭,是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曾在张之洞幕府中供过职,超然物外而为人刻薄,从来没有取得过什么大建树。他是这样解释其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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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未年(1907),余随张文襄入都,得识瑞仲兰京卿,彼此契合,恨相见之晚。京卿问余曰:“君今入都,已拜客乎?”余曰:“我不拜客。”京卿曰:“久闻君才学之名冠侪辈,余意君当久经腾达,乃至今犹屈抑在下,令人不解。今闻君言,余乃恍然悟矣,君竟不拜客,正无怪其然也。”彼此相视而笑。[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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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庭一样,朋友也是一个人进入仕途的一个门径。尽管官僚政治的清规戒律和科举制度力图使得官员的任用尽可能公正无私,但是个人因素在官员的任用上仍起着轻重不同的作用。正像罗伯特·马什(Robert Marsh)曾经指出的那样,在官僚政治下,升官晋级靠的是资历和政绩,一般说来,这些准则是成功地得到了维持的。[60]然而,一旦需要在两个条件相同的候选人中只能选择一个时,任人唯亲的因素是不会彻底根除的,这在判定官员以往的政绩和批准提升他们方面也是一样的。[61]在包容一切的官僚政治和特定的社会之间的较量中,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另一方,因为人们是同时生活在这两个世界中,并通常遵循着孔夫子的教导而不是法家的教导。“周公谓鲁公(周公之子)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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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中,同在社会上一样,如果一个人在工作安排上不照顾亲友,人们就会说他没有一点儿人情味。如果他拒绝帮助他的近亲,那么人们就会说他“不孝或悖德,即他不惠爱跟他有天然联系的人,这两者都是极端不近人情的”[63]。有个人由于没有委任他母亲的一个爱侄担任某一职位,他母亲便威胁说要诅咒他,可她那个侄子完全不适合做那个工作。[64]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求职的亲友能否胜任那个工作,也不在于某项工作某个地方是否需要添人,而在于求职的人是亲友,这个亲友需要那份工作。有工作就有饭吃,饭碗比工作效率要重要得多。这种观念又由以下事实得到加强,即“所有工作都奠基于私人关系之上,都是私人间的效忠。雇员为雇主尽心尽力,而不是为他的工作单位尽职。雇主则认为他必须任用跟他有私人关系、他可以信赖的人作他的下属”[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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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中除去审美的、感情的和经济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个方面似乎在讨论这一现象时多被忽略了,这就是它的“保护作用”。尽管有条文详细、包罗一切的法律制度,但是一般说来中国人讨厌运用法律。“快不要如此!我是个良善人家,从不曾同人口舌,惊动官司。”[66]由于对法律缺乏信心,加之重视伦常关系的熏陶,每一个家庭或个人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建立起了户与户、人与人之间的联盟网络,以之对付贪官污吏、仇人、天灾和官府。在西方,人们通常是向法律寻求这种保护。当然,西方的法律并不是自来就像今天这样健全和重要。你只需想一想在西方历史上那些无法无天的时期就够了,那时只有家庭和朋友是提供保护的归宿。但是一般说来,法律却一直都有。然而,在中国,其传统却一直是游离于法律之外,而向家庭和朋友处寻求保护。中国古谚云:“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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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提供保护的基本单位。尽管家庭内部也发生冲突,但对外却是一个统一战线,在保护自己不受侵害的链条中,家际关系(interfamily relations)是首要的一环,每个人都不得不受其约束。家际关系是由婚姻、生意来往、社会政治地位以及任何其他关涉双方利益的媒介联结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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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链条的第二环,实际是第二组,是靠友谊联结成的。家庭相对而言是个小单位,但是通过各家庭成员的朋友关系,它的影响可以大大扩展,上可深入中央中枢机关,下可渗入社会渣滓群中,广可囊括全国大部地区。一个高级官员,通过扩大其影响,可以保护成百上千的人,这些人在他需要时则可以付托依赖。事实上,许多人认为,在艰难困苦之时,朋友比亲属要重要得多。[68]下面这则故事形象地刻画了一个政府官员是如何进行社会投资以备不时之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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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世纪初,崔群为宰相,以清廉著称。崔群曾任过一届主考官。此后某日,其妻劝他置些财产以遗子孙,他笑答道:“我有美宅30,良田遍布天下,你又何忧?”其妻迷惑不解,说她从未听说过此事。宰相说:“你一定还记得前年我曾任考官,手中录取考生30名,他们不就是良田美宅吗?”[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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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则故事发生在9世纪,把考生比作财产也未免是开玩笑,但这故事同样适用于清代,因为,在清代,考中了的考生仍旧能为考官提供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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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天性,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的确如弗洛伊德(Sigmumd Freud)断言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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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并非是希望得到爱的温和、友善的动物,并非是受到进攻时仅能自卫的动物,……而是被认为在其本能的天赋中有强烈的侵犯他人的欲望的动物。因此,他们的邻人不仅仅是其潜在的助手或性对象,而且也是一种诱惑物,引诱他们在他身上满足其侵略欲望,无偿剥削他的劳动力,不经他同意便与他发生性关系,攫取他的财产,侮辱他,使他痛苦,折磨他乃至杀死他。[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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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我们已经用法律、习惯和社会规范建立起了一道壁垒,以防止人的侵略天性,因而,在我们的社会中,没有那么多外向的社会冲突迹象。我们已经接受的教育是,在公共场所激烈争吵和感情外露是不合规矩的,造谣、欺骗、诬告等等是法律所不容许的。然而,任何曾经在中国人中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里经常有社会冲突发生。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强调指出,从社会结构和导致冲突的问题来看,社会冲突既不能形成破坏性力量,也不能成为维护社会安定的工具。如果冲突是以与社会赖以建立的基本观念不相抵触的目标、价值观念和利益为焦点的话,那么,这种冲突就可能会根据其各成员和小集团的意愿在集团内部调整行为准则和权力关系。然而,当内部冲突的当事人不再拥有共同的基本观念时,这时社会结构就岌岌可危了。[71]以这种假说来看,对儒家的中国而言,社会冲突似乎具有稳定社会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存在的社会内部冲突,其焦点决不是儒家生活方式是唯一生活方式这一社会基本观念,而是人们的眼前目标、价值观念和利益方面,即权力、财富和荣誉。清统治者根本无需担心这一制度被推翻,因为“无”可以变成“有”,不仅通过科举制度,而且还可以通过社会冲突和社会习惯。朝廷大臣可能会由于政敌的阴谋策划被赶下台,富裕的地主可能会由于被诬告或儿子放荡而变得一贫如洗,末秩小吏则可能会由于善于钻营成为国家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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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社会冲突的氛围中,最需要的保护就是对付仇人的诬告、官吏的勒索和官府的摊派。曾长期供职于中国海关的马士(H.B.Morse)声称,19世纪的中国有三类人:守法者、违法者和被诬告者。[72]尽管法律禁止造谣、诬告,但这是报复仇人普遍使用的手段。即使诬告最后被揭穿,被诬告的人如果没有被处死的话,通常也已经是经济上倾家荡产、身体上备受摧残了。此外,还专门有一种人,叫做“讼棍”,以制造事端、引诱人就本不存在的冤屈去打官司为业。[73]对付这种讼案,最好的办法是有朋友身居高位,或是朋友的朋友身居高位。身居高位的朋友还能使你免去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或正直官吏的正确起诉。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你本人就是官或是士绅阶层的一员,否则,是某一位官或士绅的亲密朋友也行。“只要有通过科举正途得到的而不是捐来的官衔,你的地位就会使你免遭下级官吏及其属员的骚扰,县官也不敢以人格侮辱或肉体惩罚威胁你。”[74]在中国小说《红楼梦》中,有人建议一个年轻的官员抄留一份“护官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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