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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余玉笛前引文，第48—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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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同上，第89页。引自《碑传集补》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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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同上，第94页。引自《续碑传集》卷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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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同上，第58页。引自《罗汝怀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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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同上，第117—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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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考察1839—1923》，第62页，引自《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1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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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余玉笛前引文，第96页。引自《曾集·年谱》，第107、108页；《碑传集补》卷75，第109页；《清代七百名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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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恒慕义前引书，Ⅰ，第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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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清代徵献类编》卷3，页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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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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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 第四章 曾国藩和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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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1872年3月20日）夜得黄军门驰报，吾师头晕复发，调养数日已瘥，乃于二月初四日棋罢散步圆亭，倏而薨逝。”这段关于曾国藩病逝的描写抄自1872年3月24日李鸿章写给曾国藩之子曾劼刚（纪泽）和曾栗诚（纪鸿）的唁函。在同一信中，李鸿章还回顾了他和曾国藩长期亲密的交往：“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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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之所以会与曾国藩有关系，是由于他是曾国藩一个同年的儿子（年家子）。李鸿章之父李文安和曾国藩同是戊戌（1838）进士。[2]这种关系固然是曾、李关系密切的原因，但是它并不足以在曾、李之间产生如此深厚的友情。只是在李鸿章成为曾国藩的弟子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才开始发展成为延续了“几三十年”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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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他的一生中从何时起成了曾国藩的学生，这个问题目前尚不清楚。就我们所知，李鸿章在1843年或1844年之前没有去过北京，而曾国藩1838年成进士后则一直留居在北京，因此，这两个人在此前没有什么机会可以会面。毫无疑问，李鸿章之父曾经在给儿子的信中谈过曾国藩，李鸿章在进京前也一定很了解曾国藩和他父亲的关系。因此，这样设想是合乎情理的，即李鸿章进京时，在他心目中曾国藩是可能成为他的老师的。在这个问题上最流行的、权威性的史料是《曾文正公年谱》，其中记述道，李鸿章在1844年（甲辰）中举人后到了北京，同年成为曾国藩的弟子。[3]且不论这一史料的可靠性，李鸿章自己的记述显示出时间早一年，即1843年。在《李文忠公遗集》中有一首题为《入都》的诗，注明时间是1843年（癸卯）。在这首诗中，李鸿章描写了他首次进京时的心情，抒发了他的抱负。[4]进京不久，李鸿章想必就成了曾国藩的弟子。因为他在1863年写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中说他已是曾国藩的“二十年老门生”了。[5]假设李鸿章是1843年进京的，那么，他成为曾国藩的弟子时是优贡而不是举人。[6]他在1843年通过考试成了优贡，1844年中了举人。[7]然而，对于他这种已成优贡的人来说，在北京参加乡试是完全可能的。[8]虽然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作出这种结论，但是看来李鸿章在1843年20岁时到北京后不久即成了曾国藩的弟子并与之交往密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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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进京后成为进士之前的几年中，认曾国藩为师傅，从其习制举文。[10]然而，李鸿章1847年成了进士，他和曾国藩之间地位的差距缩小了，尤其是他也成为翰林以后。曾国藩是个翰林，因此这两个人从理论上讲成了同僚，不过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仍旧保留着，李鸿章还继续向曾国藩求教。[11]这种关系在以后五年中一直保持着，直到1852年曾国藩被派往江西任乡试主考官。翌年二月（3月10日至4月7日），李鸿章也离开京城回到他的家乡安徽合肥去办团练。这样，两个人都离开了北京并在不同的省份从事军事活动，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遂告结束，几乎不再有什么联系了。[12]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忘记李鸿章，1853年，他向安徽巡抚、他的老友江忠源推荐李鸿章，说李鸿章是“大有用之才”，请求江忠源给他一个官做，让他掌管军务。[13]同时，曾国藩将此事告知李鸿章之兄李瀚章，并说他把李鸿章看作是“丁未（1847年）四君子”之一，在这四个人当中，唯有李鸿章“才可大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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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合肥李家的联系并未因与李鸿章的分离而中断。1853年，李氏兄弟的老大李瀚章进入曾国藩的幕府并被委以负责湘军供应之任，他们之间的亲密联系又恢复了。[15]道光二十九年（1849），李瀚章在每12年举行一次的特考中被选为拔贡生，此后四年间他先后在湖南几个县任知县。[16]1853年太平军进攻长沙时，李瀚章在巡抚骆秉章指挥下率部守卫长沙城，被奖以七品衔。此后不久，曾国藩即将他延入幕府。[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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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九年间，李瀚章在湘军中担任过几种不同的负责供应的职务。1854年湘军离开湖南进入湖北战场时，他负责军粮供应。[18]1855年在江西战场，他和甘晋主持粮台。[19]咸丰五年五月（1855年6月14日至7月13日），李瀚章之父去世，曾国藩上疏奏留李瀚章，不使其离职丁忧，被批准。[20]1858年，曾国藩在湖口建立粮台（见第三章），李瀚章受命主持其事[21]，1860年，经曾国藩推荐，他又负责办理江西厘金事务。[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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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瀚章从1853年到1859年在曾国藩幕府供职期间，乃弟李鸿章正在安徽办理团练与太平军作战。尽管李鸿章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并获得了相当的军事经验，但是，他认为他的官职太小，无能的上司也认识不到他的真正价值，而他对自己的能力怀有极大的信心，这就使得他十分烦恼。他试图重新回到他敬重并且他认为也能珍视他的才能的曾国藩身边。“鸿章于咸丰八年腊月（1859年1月4日至2月2日）始复从师于豫章（江西）”，曾国藩死后李鸿章这样写道。[23]围绕这次重聚发生的事情，正如薛福成描述的那样，又促进了两人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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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曾经在安徽巡抚福济幕府中担任军职，可是他不满意福济的政策。因此，1858年底，他辞去了福济幕府的职务，准备加入曾国藩的幕府[24]，他觉得曾国藩肯定记得他这位老朋友并肯定会用他。然而，他到达江西曾国藩的大营后却受到了冷遇。等了一个月之后，他请求他的同年、新近加入曾幕的陈鼐为他说情，陈、李同是丁未进士并曾同为翰林。于是，陈鼐去央告曾国藩说：“‘少荃以昔年雅故，愿侍老师，籍资历练。’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艨艟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鼐曰：‘少荃多经磨折，大非往年意气可比，老师盍姑试之？’文正许诺，傅相入居幕中。”[25]其实曾国藩是故意让李鸿章久等以陶冶其性情，使他不要妄自尊大。[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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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曾幕后，李鸿章初掌书记，继司批改文稿、草拟章奏。几个月后，据说曾国藩对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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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惯例，曾国藩幕府的所有成员都要在黎明时分和曾国藩一起进早餐。可是，李鸿章的家乡江北地区的习惯不同于湖南的习惯，李鸿章不习惯那么早吃饭，也不喜欢那么早就吃饭。一天，他以头痛为由没有起来去吃早饭。然而，片刻之后，曾国藩派了个差弁去请他。又等了一会儿，另一个侍从来告诉李鸿章说一定要等到所有的幕僚都到齐之后才开饭。李鸿章只得匆忙披上衣服来到幕僚们中间。“文正终食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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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幕中，李鸿章的职责不只限于起草章奏。咸丰九年五月（1859年6月1日至29日），他作为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军事参谋参与了攻夺景德镇之役。[29]1860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并将迁大营于安徽祁门，这时，李鸿章基于军事战略对此举提出异议。他说，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没有进退的余地，因而使之成为战略险地。曾国藩对此劝告无动于衷，于是李鸿章就反复为此争辩。最后曾国藩说如果他胆怯害怕，可以辞职。[30]然而，当下个月（七月，8月17日至9月14日）曾国藩建议在淮扬地区建立一支水师以配合陆营作战、并同时保卫长江以北稻、盐产区时，他却提议由李鸿章来掌管这支军队并兼任两淮盐运使。李鸿章来自两淮地区这一事实无疑是曾国藩出此提议的一个重要原因。曾国藩还说：“李鸿章才大心细，堪当此任。”然而，这个建议并未得到批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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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61年，李鸿章在曾幕供职已近两年，在此期间，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虽然李是弟子曾是老师，但是李鸿章似乎很不满意于他的职位低下。他和曾国藩一样同是翰林，有丰富的军事阅历，聪颖锐敏，最重要的是，他狂妄自大、野心勃勃。他继续对曾国藩做出的决定表示异议，似乎他是曾国藩的平级而不是他的下级，曾国藩的严明纪律和给他塑造一个更稳定的性格的企图无疑也激怒了他。他们之间的这种紧张状态由于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11日至2月9日）李元度在安徽徽州的失败而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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