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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0633 李元度是浙江人，1843年中举人，1853年曾国藩筹建湘军时，他正在湖南做教谕，应邀加入曾幕，参赞军务。[32]据记载，1855年曾国藩受挫时是李元度劝止了他，使他没有自杀。[33]1861年初，李元度驻防徽州，曾国藩命令他不要出城进攻敌人。但是他不顾曾国藩的屡次告诫，出城击敌，结果惨败，徽州落入太平军手中。一段时间内，没有人知道他的死活。但是，最后他又出现在曾国藩大营中，然后，在对他进行调查之前又径自离营他去。这时，曾国藩——这个儒家道德主义者、严格执行纪律的人——想要弹劾他。李鸿章听到这个消息后去见曾国藩，试图劝阻他这样做。他列举了曾国藩和李元度长期亲密的交往以及他们曾一起度过的艰难困苦、在曾国藩处于困境的年代里李元度又是如何全力支持他的等等，最后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文正曰：“我自属稿。”傅相曰：“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文正曰：“听君之便。”于是，李鸿章辞别曾幕，去了江西。[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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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0635 李鸿章在江西都做了些什么，至今还是个谜，但是约八个月后，当李鸿章得知曾国藩的军队已经收复安庆（1861年9月5日）时，便写信给曾国藩道贺。曾国藩复信表示，如果他在江西无事可做，可以来安庆，这时曾国藩已在此建立大营。李鸿章随即打点行装，离开江西，来到曾国藩大营，又应邀重新加入了曾幕。现在为曾国藩工作的已经是一个经过了磨炼的李鸿章，从此，两人之间关系更加亲密，更加互相敬重。[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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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0637 1861年11月18日，曾国藩在安庆接见了一个由避难上海的被困商人和苏州士绅组成的乞求军事援助的代表团，他们呈上了苏州宿儒冯桂芬的一封信，信中概述了江苏作为一个抗拒太平军的主要基地的战略优势。曾国藩经过考虑，不仅决定派左宗棠率军去浙江作为南翼，而且还决定为收复江苏建立一支新的军队。他委托当时正负责着一支长江水军的李鸿章组建这支新军队，请李鸿章回他的家乡安徽淮南地区去征募新兵，这支军队就是后来著名的淮军。[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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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0639 正当酝酿建立新军之时，曾国藩于1861年12月25日接到谕旨，奉命调查江苏、浙江两巡抚能否胜任。在签署日期为1861年12月26日的覆奏中，曾国藩说这两个巡抚均不称职，并在夹片中保荐李鸿章为江苏巡抚。他指出，李鸿章不仅“精力过人”，而且“才大心细”，“劲气内敛”[37]。曾国藩本来想举荐李鸿章的同年沈保桢出任这个职务，但是沈葆桢缺乏军事经验，这就使得曾国藩荐李鸿章以代之。[38]当时的紧张局势使得将地方军队的真正指挥权和最高民政权归于一人几乎成为必须的。作为将在江苏与太平军作战的淮军的统帅，李鸿章如果再能成为江苏巡抚，那么他将不必为互相抵触的行政权力和纷杂的物议而煞费苦心。看来曾国藩是在尽力企图集中权力以便杜绝绿营所曾经历过的分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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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0641 1862年2月22日李鸿章率领他新招募的淮军返回安庆后[39]，即着手仿照湘军训练和组织他的军队[40]，几营湘军也受曾国藩之命帮助淮军进行训练，曾国藩还指派他的两个部将程学启和郭松林所部归李鸿章指挥。到3月底，淮军主力已经做好沿江东下上海的准备。按原定计划，淮军要在曾国荃所部湘军配合下一路打到上海，但是上海方面急需这支军队，于是上海士绅租了几艘外国轮船，在4月份分三批将这支军队全部沿长江运到了上海。1862年4月28日，李鸿章得到了他盼望已久的署江苏巡抚的正式任命。[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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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0643 既然李鸿章已经得到官位，我们就不能再将他看作是曾幕成员了。但是，作为江苏巡抚，他仍然是曾国藩辖下的属员，因为曾国藩是两江总督，管辖着安徽、江西和江苏三省。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也依然存在，他们之间的合作更加亲密。在往返于上海和安庆的信函中，他们讨论军事战略、财政措施、人才的延揽和提携、驭外的方法等等。他们之间的关系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友好的，李鸿章将曾国藩作为上级来服从。但是，事情一旦涉及到淮军，李鸿章则满怀戒备地保卫他对淮军的权利。1862年，曾国藩扣留了淮军新招募的九个营，用以保卫安徽的无为和庐江，这时，李鸿章一再坚持要曾国藩放开这九个营并将其送往上海。因为那里没有其他军队可依恃，也因为曾国藩觉得当时太平军的威胁在安徽而不在上海，所以他继续扣留着这些军队。李鸿章则仍然坚持它们应被放开，曾国藩最后只得默许，他写信给李鸿章说：“鄙人多年在外，屡经挫败，故常有无礼之葸，过计之忧，伏希亮鉴。”[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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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0645 李鸿章和左宗棠既已分别在江苏和浙江站稳脚跟，作为最高统帅的曾国藩，现在便有了两支新的军队配合他的主力部队——这支部队由他的兄弟曾国荃率领——沿长江向东推进，太平天国面临三路围困，清王朝开始走好运。李鸿章是三路军队中最早完成任务的，即光复了江苏省。在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及其“常胜军”——这支军队在华尔死后由“中国人”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率领——的帮助下，李鸿章于1863年12月5日收复省城苏州。在收复了江苏的其他地方后，李鸿章奉旨马上率部去援助正在围攻太平天国都城南京的曾国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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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0647 李鸿章此前从未回避过任何棘手的任务，也从未逃避过责任，但是这一次他却迁延不前，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李鸿章由于态度不积极而受到朝廷的指责，这时，曾国藩意识到了背后的原因，于是站出来替他辩护：“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进兵最速，此次会攻金陵，稍涉迟滞，盖绝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而不欲居其名。”[43]曾国藩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已经将南京包围，显然，南京不久即可攻陷，李鸿章不想在这最后一刻出兵参战以分享属于曾国荃的荣誉。作为最高统帅的曾国藩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有责任命令李鸿章进军南京以加速其陷落，但是，若这样做，实际上则是在攫夺一部分他兄弟应得的奖赏。李鸿章能体谅人，对于涉及到的诸种因素洞察敏锐，因此，他能够给曾国藩“留面子”。曾国藩对李鸿章此举非但无不快之意，反而站出来为他辩护，这一事实证明李鸿章对形势的理解是正确的。[44]李鸿章此举适与左宗棠在太平天国幼主洪福[45]逃跑一事中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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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0649 南京陷落之时，据报原太平天国天王的继承人幼主已在城陷后的大屠杀中被杀，曾国藩信以为真并据以上报。数日后，左宗棠的探子向左宗棠报告说那小孩还活着，有人看到他进了湖州。左宗棠将这一情况上奏皇帝，皇帝将其奏折发交曾国藩查询此事。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是想使他难堪以提高自己的声望，因此勃然大怒，上奏痛斥左宗棠，坚持说太平天国幼主洪福已死。皇帝又把曾国藩的奏折发交左宗棠查询究竟，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批驳也勃然而怒，又上了一道措词十分激烈的奏折攻击他的主子。皇帝再次把左宗棠的奏折发交曾国藩，很明智地劝解双方忘掉此事。同时，洪福被捕，遵从曾国藩的意愿，他被秘密处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李鸿章而不是左宗棠，他很可能会将那个小孩悄悄处死而不去报告朝廷，然后再谨慎周妥地将曾国藩的这个错误告诉他本人。[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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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0651 1864年7月19日，南京陷落，太平天国宣告失败，曾国藩开始遣散湘军。曾国藩的“湘勇”从1853年开始征战，现在已经筋疲力尽，坚持要回湖南老家；另外，朝廷也对曾国藩的势力感到忧心忡忡，因而曾国藩认为遣散他的私军才是明智之举。从他这方面来说，他觉得他还可以依靠淮军，这支军队征战才只几年，兵将来自北方地区，因此对于在北方作战更觉亲切，而且这支军队是由他的门生掌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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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0653 虽然太平天国被镇压了，但是一部分太平军逃到了北方加入了捻军，当时捻军已在安徽北部、河南、山东和直隶南部进行了几年的反清斗争。1865年5月27日，曾国藩受命率军剿捻，李鸿章暂时代替他坐镇南京，但只被授予署两江总督的官衔。[47]这一任命是直接违反“回避法”的，因为李鸿章是安徽人，这样的话，安徽就将在他的管辖之下。然而，想必是朝廷认为形势紧迫，需作变通，因此只给李鸿章以“署”两江总督以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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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0655 在剿捻战役中，曾国藩不得不依恃李鸿章的淮军。然而，曾国藩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尽管他指挥着这支军队，但是他取得成功的希望却很有限，因为他本人不是安徽人。他和这支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军队没有任何联系，而这种地域关系正是他自己所坚持的建军原则。曾国藩简单明了地阐述了这一情形，说：“贵部淮勇铭、盛、树各军，平日颇有一家之谊，不识离苏赴齐，尚能心性相浮否？”[48]但是，他认为如果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和李昭庆能陪侍左右，他对这支军队就会有较为直接的控制。因此，他敦促李鸿章劝说其弟助他一臂之力。曾国藩觉得李氏兄弟是会得到淮军将领们的支持的，他希望，由于他过去和李氏兄弟的兄长们及其父亲的关系，李氏兄弟会听从他的指挥。[49]更何况，李鹤章曾从1859年起在曾幕中参与过军事，直到1862年他作为淮军的一员随兄一起赴沪才离开了曾国藩。李鸿章在1865年6月11日信中告诉曾国藩，他的两个弟弟会随他一起去：“三、六弟仰蒙疏调，恐未能吃苦耐烦，有辜盛怀。”[50]结果证明，只有他最小的弟弟李昭庆一直跟随曾国藩剿捻，直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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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0657 在使用淮军剿捻中，曾国藩有他自己的计划和战略，他不希望这支军队真正的主人李鸿章予以于涉。然而，李鸿章认为对干涉及淮军的重大决定他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样，也不能对其日常事务不闻不问。终于，在1866年，曾国藩致函李鸿章，直言相告：“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请求者，批令概由敝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51]然而，经过一年的实践，曾国藩终于相信，淮军只有在李家人的指挥下才能镇压捻军。李鸿章在他自己和他的部将们之间所建立起来的控制程度是曾国藩在他与其湘军将领之间所从未企及过的。在曾国藩看来，“淮军将领是永远匍匐在”李鸿章“脚下的”[52]。1866年初他就向李鸿章保证说，如果到夏天剿捻之役还没有进展，他将辞职并推荐李鸿章继其任。淮军各营并不是不听从曾国藩的命令，但是他们对剿捻也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曾国藩坦率地承认：“鄙人不能上马督战，阁下（指李鸿章）能匹马当先，不过倡率一二次，而士气振兴百倍矣。”[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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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0659 1866年12月12日，朝廷收到曾国藩的辞职请求，于是命他和李鸿章互易其位。曾国藩回到南京，像李鸿章过去那样负责军需供应，李鸿章则接过钦差大臣关防负责剿捻。随着李鸿章重来指挥淮军，淮军士气重振，捻军终于在1868年被镇压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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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0661 捻军既已覆灭，淮军将被遣散乃是意料中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54]回民正在甘肃造反，随时还有其他叛乱爆发的威胁，朝廷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意图也忧心忡忡。淮军是中国最好的军队，安徽巡抚英翰建议，由淮“勇”代替直隶练军——一支仿照西法编练的帝国军队——防守帝国的首都。[55]左宗棠（他和李鸿章的关系并不友好）和左都御史毛昶熙建议任命淮军名将刘铭传为当时已成空缺的直隶提督。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对保留淮军怀有个人兴趣，但是直隶练军在剿捻战争中已经暴露出它的弱点，现在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来代替它。[56]起初，李鸿章以刘铭传的性情不适宜在京师的王公贵人下任职为由对此表示反对[57]，实际上他是不想失去对淮军任何一部的直接控制。但是，1868年9月，当他得知曾国藩被调任直隶总督时，便改变了主意，允许刘铭传的“铭军”、也是淮军中实力最强的一部归曾国藩指挥。1868年9月13日他致函曾国藩说：“昨知师节北来，属刘子务（盛藻）、丁乐山（寿昌）等暂留铭军驻张秋，以待从容定议，不可使吾师孤立无助、无以备缓急也。”[58]在这之前，曾国藩受命剿捻的时候，李鸿章曾表示，若有缓急，他们两人只可依恃他们自己的将领们[59]，既然现在曾国藩将要去一个陌生的省份担任一个新的职务，他想保证他的老师有一支可以依恃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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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0663 铭军接受曾国藩的领导，留在直隶防卫京畿；同时，1869年3月1日，李鸿章奔赴湖北就任湖广总督职。淮军的这一部与主力的分离只持续了一年多。1870年夏，李鸿章受命从武昌北上帮助镇压回民起义。然而，7月份行至西安时，他又奉命率军赶赴直隶以帮助曾国藩解决天津教案并在可能与法国开战时守卫京畿地区。在进军天津途中，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取代了曾国藩。曾国藩由于处理教案不力而失宠，重回南京做两江总督。李鸿章和法国缔结了条约，这实际上是曾国藩离开天津前已经谈好了的。[60]徒弟又一次取代了师傅的位子，而且也只有这一次二人职位的变换是永久性的，因为1872年李鸿章在直隶得到了曾国藩在南京去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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