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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经历可以生动地说明新旧中国之间的鸿沟是怎样在李鸿章努力下沟通的。盛宣怀是以科举正途开始其人生历程的。但是他除捞了个秀才（1866）外，没有取得过更高的科名，这是他终生引为憾事的。靠着一个做李鸿章幕友的朋友的推荐，他在1870年应邀加入了李鸿章淮军。李鸿章移任天津时，盛宣怀跟着淮军，继续做李鸿章的幕友，负责粮饷供应。1871年，他脱离军职，受李鸿章委派去遭受洪涝、饥荒灾害的直隶赈灾。直到这时，他还一直是沿着中国传统的路子走着。1872年李鸿章建立轮船招商局，盛宣怀协助制订章程，从这时开始他成了李鸿章的主要经济顾问，他的这一角色一直持续到1895年李鸿章失势。在这期间，盛宣怀成为轮船招商局的督办，同时又是中国电报局的总办。他还参与了一些煤铁矿和纺织厂的筹建经营工作。他是被李鸿章委以这些差事的，因而他要直接向李鸿章负责这些企业的经营，保证它们的成功。然而，他负责经管这些企业并没有妨碍他担任与此无关的海关道职务，先是东海关监督（在烟台），后是津海关道（1892—1895）。因而，盛宣怀是既当幕友又当官僚，能够脚踏新旧中国两只船。[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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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幕府中被委以洋务者，“归国学生”人数最多。在当政期间，李鸿章主持派遣了学生赴欧美学习海陆军、开矿、通讯等等。这些学生学成回国后，许多人入了李鸿章的幕府。李鸿章是为数不多的认识到赴美幼童们在美国所受教育的价值的官员之一。他是幼童留美的发起人之一，当1881年这些幼童们被勒令回国后，他把许多人安置在了自己手下。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被送到他在天津新建的水师学堂和鱼雷学堂，其他有些人则进了电报学堂，有些人被送到天津以北的开平煤矿，还有些人则进了李鸿章在天津建立的医院中。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最后又进了外交界。[41]留美幼童们还太年幼，因而在李鸿章当政期间他们在李鸿章幕府中还不能充当重要角色，然而，有三个年龄较大的归国学生，在188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他们是马建忠、罗丰禄和伍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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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忠（1844—1900）出身于江苏一个缙绅家庭，早在太平天国时期在上海他就引起了李鸿章的注意。他在那个条约口岸的经历使得他成为“西化”论的鼓吹者，1870年代他被李鸿章派往法国学习，以便更多更好地了解西方。他曾一度在驻巴黎的中国公使馆任参赞，1870年代末回国。[42]回国不久，李鸿章就在一封信中提到，马建忠正在“讲习交涉律例”，正在搞翻译，也正在被培养做外交工作。[43]1881年，李鸿章派他以非官方使节赴印度商讨解决鸦片问题；同年，他拟定了准备用作美国和朝鲜谈判蓝本的条约草案；1882年，谈判缔结朝美、朝英和朝德条约时，他还充当了李鸿章的代表[44]；同年，他作为李鸿章的特使再次返回朝鲜，参与镇压大院君叛乱。1884年，李鸿章将其转入商界，任命他为轮船招商局会办，他任此职一直到1891年。1895年，他陪李鸿章赴马关谈判，次年又陪李鸿章环游世界。[45]在其有生之年，他将其古典文化知识与近代语言素养相结合，写成了中国第一部权威的现代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于1898年出版。[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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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丰禄是跟随李鸿章数年的海军事务秘书（Naval Secretary）和亲信，福建人。1871年，罗丰禄以名列前茅的成绩从福州船政学堂航海学校第一期毕业，之后成为郭嵩焘驻英公使馆的随员。[47]他加入李鸿章幕府的确切时间尚不清楚，但在1881年10月，李鸿章评价他说：“罗丰禄学有根柢，当差甚勤。”[48]罗丰禄是李鸿章的机要秘书、海军事务秘书、翻译和内勤总管，一直到1897年，通过李鸿章施加影响，他成为中国驻英公使（1897—1901）。他不仅熟知欧洲的风习礼仪，而且精通英语口语和书面语。[49]1896年李鸿章访问欧洲时那机智的谈吐和得体的措词受到公众的赞扬，这多半要归功于罗丰禄，是他把李鸿章在各次欢迎会招待会上的致词译成英语的。罗丰禄把李鸿章在维多利亚女王留言簿上写的一首中国古典诗用莎士比亚风格译成了英文，获得了英国女王的欢心。[50]然而，尽管他受过西方教育，但他却拒绝采用西医治疗嘴唇上的恶性肿瘤，从而加速了他的死亡。他并不惧怕死亡，竟异想天开地解释说，也许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所以，既不知道天堂的快乐，也不晓得地狱的惩罚。[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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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第三个起重要作用的归国学生幕友是伍廷芳，他在1890—1903年和1908—1909年两度出任中国驻美公使。我们可以很贴切地称他为“英国陶冶出的中国人”（made in England）。[52]他生于广州，与公行时代著名的行商“浩官”同出一家，15岁开始学习英文，此前他已经在新加坡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53]1873年，他家把他送往英国学习法律，成为第一个被允许进入英国法律界的中国人。郭嵩焘曾试图劝说他留在英国做中国公使馆的参赞，但是他拒绝了，于1877年回到中国，在香港开办律师事务所，并有声望于时，但他却在1882年接受了李鸿章的邀请，来到天津，加入了李鸿章的幕府，做了李鸿章的法律顾问和外事代表。[54]李鸿章之邀伍廷芳入幕，除了希望幕府中有一个像伍廷芳这种能力的人这一明显的原因外，他还说，他不想让伍廷芳在香港为英国人所牢笼。[55]在李幕期间，伍廷芳又对铁路发展发生了兴趣，1886年促成了开平铁路公司的成立并成为其总办。[56]伍廷芳还随马建忠、罗丰禄一道陪同李鸿章去马关谈判。这三个关系密切的谋士中，只有伍廷芳一人积极参与了中华民国早期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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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所有的幕友中，跟随他时间最长的当推周馥（1837—1921）。周馥，安徽人，1861年开始供职于李幕，当时李鸿章本人还是曾国藩的幕友。周馥没有取得过任何科举功名，但是他受过大约十年的正规学校教育，而且1859年以前还偶尔教过书。从1861年到1901年间，除几次短期离开过李幕外，如丁忧（1878—1881）、赋闲（1895—1898）或被派以李鸿章辖区之外的职位（1899年，四川布政使），他一直在李鸿章手下供职。1867—1870年李鸿章平叛期间，他留在南京，先后在曾国藩和马新贻手下任职，这二人均为李鸿章密友。他在李幕中做的是传统式的工作。太平天国失败后，他参与了重建工作。他还参与了直隶的防洪治河工作。在直隶，1881—1888年间他当过津海关道，1888—1895年间他做过直隶按察使。尽管这些职务均为清政府机构的独立官职，按照清朝初期的标准衡量，他已经不能再被看作是李鸿章幕府的成员，但是，在建立电报局、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及其他工作中，他都给了李鸿章以宝贵的帮助。他不时地在直隶军界兼任职务，还充任李鸿章的主要外交顾问；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率领营务处开赴前线，并与袁世凯一道负责转运军需。李鸿章的大部分幕友终其一生从没有取得过任何具有全国影响的重要职位，周馥的经历就是例证，他们是李鸿章幕府中的苦力，他们对他忠心耿耿，工作勤勤恳恳，但是他们得到的最大奖赏也不过是中等官位。他们是职业幕友，被派到哪里就在哪里工作，而且，一般说来，他们满足于自己的境遇。只是在李鸿章死后，他们没有了幕主，其中的一些人如周馥和郑孝胥，才名闻全国。周馥于1901年成为四川总督（原文如此——译者），当他于1907年由于年迈（70岁）被迫退休时，他正在两广总督任上。[57]郑孝胥，福建人，事李直至其终，对清朝末代皇帝保持忠诚，当溥仪1932年从天津逃至东北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时，他跟随溥仪一起出逃，是溥仪的伪满洲国国务总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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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并不反对给处于困境中的老朋友谋个挂名职务，并且还经常特意为他们寻找差事，这些差事不必他们操心费力，却使他们得以餬口为生。然而，在他自己的幕府里，每一个幕友似乎都是为一定目的而聘用的。李鸿章坚定地相信教育的价值，他所支持、帮助过的文人又反过来支持他的所做所为。在他幕府中供职的文人值得一提的是吴汝纶（1840—1903），这也是为他作传的人。吴汝纶是安徽人，1865年的进士。从1865年到1871年他在曾国藩幕府中供职，从1879年到1889年在直隶署理天津知府，后任知州，他是通过李鸿章的推荐得到这两个职位的。1889年，他要引退，李鸿章予以劝阻，让他主持保定的莲池书院，他遂主持该书院一直到1899年。虽然吴汝纶是以正途出身开始其学者生涯的，但是由于曾、李的影响，他对洋务（Westernization，西化）也产生了兴趣，并于晚年在直隶致力于近代教育。他搜集了一批杰出的学者，研读西方著作的中译本，并在保定建立了一所语言学校，延聘日本和英国教师任教。据估计，吴汝纶在直隶培养了约1200名学生，其中有些人无疑进了李鸿章的幕府。[59]吴汝纶在李鸿章手下能够继续研究学问、授徒施教，但是他也在帮助李鸿章为保全中国而培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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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为拯救中国这一直接任务而培养他的幕友。在这一过程中，他既延揽正途出身的人，也招致受欧风美雨熏陶过的人。然而，这些人在自强方面共同的兴趣使得他们的思想能够融合在一起，因而也就使李鸿章的幕府成为变革的核心——这种变革不仅根本上影响了幕府制度本身的性质，而且也影响到了清末民初历史的进程。这种逐渐融合和变化的过程可以从两条截然分离的历史事件链（chain of events）和人际关系链（chain of personal rela-tions）中看出来，一方是“外来势力”（“foreign force”，指受过外国教育的一派人。——译者），另一方是“传统势力”（“traditional force”，指传统的正途出身的一派人。——译者），这两股势力最终在李鸿章的幕府中汇合，并在李鸿章死后继续团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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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势力”的根柢可追溯到1841年的澳门，当时13岁的容闳通过一个传教士医生的帮助，被录取为马礼逊学堂一年级学生（见上，第三章）。这一年级的另外五个学生中，一个就是Tong Chik，即后来广为人知的唐景星（唐廷枢）。[60]此二幼童均来自澳门附近地区，代表了广东人的一个阶层，这一阶层倾向于学习英语及西学而不是儒家典籍及官僚政治作为进身之阶。在澳门和香港（1842年学校迁至此地）学习六年之后，容闳赴美深造，唐景星则留在中国，先后在香港殖民政府中充当译员、在上海海关任译员和总翻译，1863年成为上海英国公司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and Company）的买办。[61]容闳于1854年回国，最初几个月在籍温习母语。1863年，他受曾国藩委派赴美国为制造局采买机器。1865年春机器运抵上海时，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和苏松太道丁日昌已经在上海建起了一座小型制造局。容闳采买的美国机器和李鸿章的制造局合在一起，遂为江南制造局之肇始，同时也是容闳和丁日昌订交之开端。[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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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容闳不同，同是广东人的丁日昌（1823—1882）是以正途出身开始其宦海生涯的。然而，由于他与曾、李均有交往，而且他对西方有兴趣、很欣赏，他便在一系列事件中充当了曾、李与“外来势力”之间的重要媒介。丁日昌约20岁中秀才，大概在1862年加入曾国藩的幕府，不久曾国藩派他赴广东办理厘金——大约与此同时，李鸿章之兄李瀚章也被派到那儿。在广东，丁日昌还受托监制军火。1863年，他应李鸿章之请回到江苏，加入李幕，开始从事军火制造。1864年下半年，由于李鸿章推荐，他被任为苏松太道。[63]除了为江南制造局操劳奔波以外，他还于1865年在上海建立了龙门书院。[64]何爵士（Sir Edmund Hornby）在其《自传》一书中描述了他于1865年在丁日昌主持一次考试时参观这个书院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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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一次能使考生获得很高声名的考试，而仅仅是地方性的考试，但是其中仍有值得注意的特色，为此（丁）道台应该受到高度赞扬。考试科目中有外国历史，有地理。几幅彩色教学地图——就像在英国国立学校中可以见到的那些地图一样——挂在墙上，上面用中国字标出主要国家、城镇、河流、山脉，地图的一端是一幅卷轴，上面写着那些文明国家的君主的名字。我希望这种新奇的做法会有良好的结果，但是，虽然道台很乐观自信，他又承认这是对考试科目的革新，既未获得学生们的好感，亦未得到上级地方当局的赞同。[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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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67年在曾、李推荐下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时，他与容闳已经是老朋友了。正是根据容闳的建议，一所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馆在江南制造局内建立了起来，他还详细地和丁日昌讨论了派遣中国幼童赴美国接受西方教育的想法。[66]由于丁日昌的斡旋，容闳的这一计划引起了曾、李的关注。在他们的赞助下，1871年这一计划被皇帝批准，第一批学生于1872年夏扬帆赴美（见上，第三章）。[67]在这批学生中有唐景星的儿子唐国安和侄子唐绍仪，他们之被选中，是由于唐景星与容闳是老朋友的缘故。[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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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学生留美之时，唐景星辞去了他在怡和洋行的职务，加入了李鸿章的幕府，当了轮船招商局的总办，从1873年到1884年，担任这一职务共11年。认识唐景星的西方人都很钦佩他的管理能力和他的忠诚正直，赞赏他的“进步”思想，并希望看到中国采纳西方文明。而另一方面，当1877年李鸿章考虑派他为驻美公使时，却说他的中学根底不深。[69]谈到他和李鸿章的关系，唐景星说：“总督是前面拉车的人，而我则是后面推车的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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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70年代中期，那些或通过为外国人充当买办、或曾留学国外、或由于在通商口岸与西方人有交往而受到锻炼并对西方事物产生了兴趣因而成为“外来势力”成员的那些中国人，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力领导这个时代。相反，他们不得不依靠和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这些身居高位、热心自强的人的私人关系来贯彻他们的思想主张。他们可以在后面推车，但是领导权却掌握在正途出身的人手中。儒家的非专业性依然是人们所向往的，即使是自强活动家如李鸿章也只是借用各种专业人才来充实他们的幕府，而不是培养专业人才。不过，大堤已经出现裂缝，受过西方教育、影响的各种专业人才与读四书五经出身的非专业人员之间的冲突已经模糊地显露出来，这一冲突将挽救幕府制度于危亡，并将导致前一种势力在20世纪取得胜利。然而，专门知识，不论是关于内政的还是关于洋务外交的，暂时还是为儒家目的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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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势力“传统势力”的根柢，可追溯到1853年，是年上谕令李鸿章由北京回安徽镇压太平军。这道上谕还令监察御史袁甲三与他一道共同协助吕贤基（见第五章）。是年晚些时候，亦已回安徽镇压太平军的李鸿章之父李文安在袁甲三幕府中供职数月，招募“乡勇”镇压正在兴起的捻军。[71]1853年的这些事件是安徽李家与河南袁家长期亲密关系的肇始。大约在1863年袁甲三去世三年之后，曾随他征战疆场，后来成为著名军事将领的他的一个侄儿袁保庆因无子嗣，领养了他大哥袁保中的四子，这个成为一个著名文武世家的嗣子的六七岁男孩，就是袁世凯。[72]和李鸿章一样，袁甲三本也是以文人开始其宦海生涯的，但时势却使他成为一个军事将领，也正是通过军界，袁世凯将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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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尽管参加了几次科考，但是从未榜上有名。然而，他很会用兵，1880年捐得第一个头衔后，投入山东吴长庆军中，吴长庆是淮军旧将，也是袁世凯养父的老友。1873年袁世凯的养父死于南京，吴长庆和刘铭传负责办理了丧事，14岁的袁世凯则护送灵柩返里葬于祖坟。[73]袁世凯投奔吴长庆时只有21岁，但是他并没有做一个普通士兵，吴长庆令他在张謇指导下继续攻读学业。张謇当时也在吴长庆幕中，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实业家之一。在张謇指导下，袁世凯学习赋诗作文，但是他的军事才具远远胜过他的文学才能，因而根据张謇的推荐，吴长庆让他训练自己的军队。张謇还告知他要放弃任何作文官的希望。[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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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袁世凯第一次出头露面的机会来了。是年，署直隶总督张树声（时李鸿章正在籍丁母忧）令吴长庆率兵三千赴朝鲜平叛。张树声是在薛福成的建议下命吴长庆出兵朝鲜的。陪吴长庆同行的有安徽同乡、李鸿章的水师提督丁汝昌和负责外交事务的马建忠。作为吴长庆幕府成员，袁世凯亦随同前往。由于他在平叛中执行军事任务迅捷有效，引起李鸿章的注意，叙功奏奖记名同知。[75]当朝鲜国王打算采用新法训练一支500人的特种部队时，李鸿章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袁世凯。这样，袁世凯便留在朝鲜练兵，向朝鲜国王和王后大献殷勤，并总管中国驻朝军队。[76]1884年，日本一手策划了甲申事变（在汉城），袁世凯迅速行动，将其平息于发动之初。在这场战事中，袁世凯结识了唐绍仪，唐当时正负责守卫朝鲜海关总税务司穆麟德（P.G.von Mollendorff）的官邸。这一相遇导致了日后二人间亲密、长久的友谊。[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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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于1874年随第三批幼童离华赴美，1880年从哈特福德（Hartford，Connecticut康涅狄格州）中学载誉毕业，袁世凯入吴长庆幕就是在这一年。1881年夏留美幼童被勒令回国时，唐绍仪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完成了一年级学业。和其他许多留美学生一样，唐绍仪回国后亦供职于李鸿章手下。1883年，李鸿章委派穆麟德为朝鲜海关总税务司，唐绍仪被派作他的助手。[78]同在李鸿章手下供职的唐、袁二人在1884年的甲申事变中偶然相遇，也是在中国不同的地方业已存在多年的那两种“势力”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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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汉城平叛有功，袁世凯被召回国，由李鸿章推荐，被任命为中国驻朝鲜通商大臣，赏加道员衔。1885年袁世凯返朝上任，唐绍仪作为他的机要秘书亦随同前往。[79]从这时起到1894年，袁世凯是中国的（也是李鸿章的）驻朝代表，在这九年中，唐绍仪则一直是他的机要秘书，并在他外出时代拆代行。[80]这种关系，始于朝鲜时代，延续到20世纪，随着袁世凯的官运亨通，唐绍仪也扶摇直上，中华民国的建立使这一关系发展到顶峰：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统，唐绍仪则成为第一任国务总理。沿着接近于传统模式的行伍道路步入仕途的袁世凯成为领导者，而“归国学生”唐绍仪则倚袁世凯为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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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太平天国以前的标准衡量，袁世凯和唐绍仪只是在一段十分短暂的时间内是李鸿章的幕府成员——袁世凯是在1894年对日作战时协助周馥负责李鸿章的营务处，唐绍仪则是在1881—1883年和1899—1900年两次在广州作李鸿章的译员。在其各自一生的其他时间里，他们或为李鸿章的幕友的幕友，或是做官。早期幕府制度的形式是一小组谋士围着一个官员。曾国藩使之范围扩大，幕友也开始有自己的幕友。当李鸿章为了经营管理他那些五花八门的企业而将幕府制度进一步扩大时，幕府便失去了原有的小而紧密的特性。幕友和幕主之间的界线、私人聘用和国家录用之间的界线，统统变得模糊了。袁世凯实际上是在吴长庆幕府供职，但是却听从李鸿章的指挥，以李鸿章为奥援。他任职朝鲜时的情形亦是如此：他是由朝廷任命的，但是却听命于负责朝鲜事务的李鸿章。盛宣怀曾在烟台、天津做道台，这是独立于幕府之外的官职。但是他同时又是轮船招商局的总办，这个职务则是由李鸿章直接任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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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前期的幕府制度下，幕友是不能参与幕主衙门之外的事务的，因而他们也不需要官衔。然而，当幕友开始经管轮船公司、统带陆海军和协助进行外交谈判时，他们作为朝廷命官以与有关官员进行平等或接近于平等的往来，就成为绝对必要的了。这些官衔应为文职，这也适合交往的需要，但是传统的官僚政治体制并没有为轮船公司和制造局的经营者及淮军的将领等诸如此类的人提供相应的官职，因此，出于需要，李鸿章只得私人聘用这类人，但是他们可以捐官，或经李鸿章推荐由政府授予他们官职，这样，专业人才就被纳入政府官僚序列而“尽入彀中”了，也就达到了把社会变化维持在儒家体制所许可的范围之内这一目的。专业人才们乐于接受这一现实，因为他们仍然相信获得名利要走正统官僚政治这条路。是他们的不合于正统的专业知识而不是传统文化知识使得他们进入官场成为可能，但是，一旦取得这一立足点，他们便成为正统思想的坚定支持者。[81]李鸿章手下的要员，如朱其昂、马建忠、唐景星和李经方，做的都是道台。然而，通常情况下，这一官职或只是“记名”的，或不担负任何实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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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李鸿章的幕友担负着官职，其中有些担任的是独立于李鸿章幕府之外的职务，因而，在19世纪晚期，幕友的标准变得模糊不清了，由于有保举官吏的权利，因而，李鸿章及其他封疆大吏在究竟是谁在授予官职这一点上得以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个人效忠代替私人聘用成为幕主制度的基础，并且由于其更具有普遍性，这种效忠就使得幕府制度成为中央集权愈益严重的腐蚀剂，因而，“回避法”便愈益陷入中国人以私人关系为基础组织政府和社会的恶癖的包围之中。尽管袁世凯赴朝鲜任职是由朝廷任命的，但他效忠的却是李鸿章，而且随着李鸿章个人权力的膨胀，他对李鸿章的忠诚也日益增强。李鸿章则运用他保举官吏的权利回报部下对他的效忠，将他们紧紧团结在李鸿章周围，扩展其权力网的广度及深度，从而，幕府成为地方官僚政治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几乎形成为地方派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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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友们有了越来越多地获致名利的机会，这就使得幕主的保举权比他所支付的薪金更为重要。清朝前期的幕友因为有重重障碍而不能经由幕府进入官场，反之，晚清那些野心勃勃或身怀异才的人却是把幕府作为进身捷径和致富之路，就像唐代的情形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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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鸿章手中，幕府制度的成长（包括规模和职责）实际上已经使他成为一个私人官僚政治集团，这种成长导致其办事效率逐渐下降，导致官僚主义、贪污腐化和任人唯亲这些弊端渐次出现。现代社会学关于组织问题的研究表明，根据不同情况，一个领导人只需要5到15个属员就能有效地开展工作，属员的人数超过这一限度，工作效率就会降低。[82]李鸿章手下足足聘用了几百人，他不可能亲自聘请每一个属员，他只是对属下那些总办会办们的聘人申请画诺认可而已。盛宣怀的亲戚遍布轮船招商局，唐景星和马建忠的兄弟们则不时地代行其职。[83]李鸿章的摊子铺得太大了，给贪污腐化提供了足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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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通盘研究了他幕府中的任人唯亲和贪污腐化现象，但不是为了改变这种现象，而是为了接受既成事实，并在这一现实下开展工作。他还显示出对人性的弱点有着深刻的理解和鉴别力。曾国藩生性严厉、追求完美，与之相反，李鸿章则更倾向于灵活机动，容忍人性的弱点。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贪污腐化与任人唯亲是中国社会和政治传统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不想改变它们。此外，真正懂得西方技术的人才十分难得，仅仅因为他们欲肥私囊、任用亲戚就免除他们的职务，这在李鸿章是负担不起的。当御史们批评盛宣怀、朱其昂在经营轮船招商局时的所作所为时，李鸿章站出来替他们辩护。[84]他总是能够洗刷掉对他部下行贿受贿、敲诈勒索等诸如此类的指责，因为按照惯例朝廷要把弹劾奏折发交给他，令他进行调查，而朝廷通常又是听从他的劝告的。[85]李鸿章要做的工作是防范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和国内的叛乱。为达此目的，他只得利用身边现成的人才，他所考虑的主要是才智和能力，而并不过多考虑一个人的道德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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