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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合格的中国人来经营他的企业并满足他尽快培养人才的需要，李鸿章不得不将一种新的因素引进土生土长的幕府制度之中，即聘用外国人作幕友。他任用外国人作顾问、教习、海军军官、舰长、仓库管理员、制造局帮办、军事教习、甚至他的外交谈判代表。不过，有一件事情是确凿无疑的，即凡是不把李鸿章作为主人看待的外国人，没有一个能在他手下长期供职。太平天国时期李鸿章与戈登的冲突就是由于戈登想使常胜军成为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而引起的。由于英国舰队司令阿思本（Captain Osborn）拒绝承认李鸿章对他舰队的统率权而将皇帝看作他的顶头上司，李鸿章在李泰国—阿思本舰队（the Lay-Osbom Flotilla）中就会没有份儿。然而，那些承认李鸿章的地位并忠实地为他服务的外国人都受到他的尊重，并且薪金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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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鸿章的幕府中，外国人占有特殊的地位，并有他们自己不正规的等级制度，差不多是站在顶点的有两个人：德璀琳（Gustav Detring）和毕德格（William N.Pethick），所有在李鸿章幕府供职的外国人通常都把信寄给这二人中的一个，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受命这样做，也不是因为李鸿章已经正式建立了指挥系统，而是因为他们二人与李鸿章几乎天天有密切的私人接触并能讲汉语。德璀琳是那些在李鸿章的工商企业中供职的外国人的联络官，也是那些为李鸿章办理外交事务的外国人的联络官。毕德格则负责管理在北洋海军任职的外国人员并总管外国人。以地域和语言为基准，他们二人之间还有一个不太严格的分工：德璀琳支配着在李鸿章手下任职的欧洲人，毕德格则吸引着美国人，有时还有英国人。似乎仅仅位于他们二人之下的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是李鸿章的军事联络官，但他通常是通过德璀琳进行工作，他不喜欢像他们二人那样与李鸿章如此亲近。但是，这些联络渠道并不一定要严格遵守，任何一个在李鸿章手下供职的外国人都可以直接和他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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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璀琳，德国人，由赫德的总税务司署委任为天津海关税务司。虽然严格地说他不是李幕成员，但是在李鸿章直隶总督任期内他几乎自始至终与李鸿章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在各种有关地方、国家乃至国际间事务上为李鸿章出谋划策，与其接触十分频繁。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应李鸿章的请求，马士（H.B.Morse）被从海关调到轮船招商局，协助进行从美国公司手中收回招商局船只和库房的工作，这时，他就是通过德璀琳向李鸿章汇报工作进展情况的。马士在轮船招商局任职的两年中（1885—1887），就仓库、船坞、轮船设计及成本核算、航线、黄河治理、台湾开发、财产的处理与获得、撞船事件、煤炭开挖、铁路火车、吊桥、人事问题、国际争端、鸦片走私、轮船修理、朝鲜贷款等等问题给德璀琳写信汇报。马士把德璀琳当作一块共振板，作为沟通与李鸿章联系的直接渠道。他向德璀琳报告轮船招商局内发生的几乎所有事情，从而也就成了李鸿章在轮船招商局的私人情报员。[86]1880年代后期墨贤理（H.F.Merrill）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时，他的许多信件都是直接写给德璀琳、再由德璀琳将有关情况转报李鸿章并将李鸿章的指示传达给墨贤理。[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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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德格，美国人，美国内战结束前夕在纽约一个骑兵团任职。此后不久，他为了尽量多尽量深地了解中国以便帮助中国、并同时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而来中国。他成了一个有造诣的汉学家，能够熟练地用中文阅读、写作，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1872年，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天津领事馆副领事和翻译，除1880—1884年间外，他一直担任此职，直到1894年。1894年，他被免去天津副领事一职，因为美国驻天津领事认为，他担任李鸿章的私人秘书，就使他不能公正地履行其领事的职责。[88]毕德格在李鸿章手下任职一事在天津并不是个秘密，因为1879年以前他就已经担任李鸿章的秘书。他在李鸿章手下任职是从做李鸿章的孩子们的家庭英文教师开始的，由此获得了李鸿章的信任和友谊。他是一直与李鸿章亲近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是李鸿章外交事务方面不可多得的助手。他一直在李鸿章手下供职，直到李鸿章1901年去世，而他则只比他的雇主兼朋友李鸿章多活了一个月左右。[89]毕德格曾为李鸿章作传，他死时这部传记尚未付印。许多人急切盼望这部书出版，这主要是因为其作者比任何其他外国人都更了解李鸿章其人其事。然而，毕德格死后，在他的遗物中没有发现这部传记手稿，并且从此再也没有找到。[90]虽然毕德格在李鸿章幕府中的职位不过是个私人秘书，但是他还担任李鸿章的翻译，负责陪同外宾，为李鸿章读了不下800部英文、法文和德文书籍（用中文翻译），为李鸿章在外国人中寻找能够在他手下供职的人，陪同外国工程师或技术人员进行探矿工作等等，1895年陪同李鸿章赴马关议和，并且还为李鸿章提供消息，让他大体上了解在天津的外国人及外交界中正在发生的事情。[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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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幕府成员中重要性位居第三，也是完完全全在李鸿章手下供职的外国人是汉纳根，德国人，曾在德国军队中服役，历任炮兵军官和骑兵军官。他是于1879年被中国驻柏林公使馆聘来作李鸿章的副官（aide-de-camp）的。[92]除作军事参谋外，他还监督修筑了旅顺港和威海卫的防御工事。[93]中日战争爆发时，他正在那艘不走运的“高升”号上任中国军队的军事教官，但他却泅水逃了命。在战争过程中，他同时在李鸿章的海军和陆军中任职，还曾一度担任北洋海军的联合提督（Co-Admiral）。[94]李鸿章用人倾向于他认为哪儿需要这个人就在哪儿用这个人，而不管他以前是否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他的中国海军提督以前也是骑兵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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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第一个外国人幕友是马格里（Holliday Macartney），他是英国军医，以前在英军第99联队任职。1862年，与常胜军司令华尔战死的同时，马格里辞去他在英国军队中的职务，加入了李鸿章的幕府。有一个时期，他担任李鸿章的私人助手，协助李鸿章练兵，给李鸿章出谋划策，在涉外事件上给李鸿章以指导，充当过李鸿章与戈登间的调停人，也充当过李鸿章与外国人之间的联络官。[95]正是在马格里的鼓动下，李鸿章于1863年在淞江建立了他的第一座兵工厂。马格里在淞江、苏州及南京主持李鸿章的各个兵工厂，兢兢业业，忠心耿耿，一直到1875年，由于与中国同事发生争端而辞职。几乎每一次中国幕友和外国幕友发生冲突时，即使外国幕友有理，李鸿章也总是站在中国幕友一边。马士从轮船招商局辞职与琅威理（Coptain W.M.Lang）从北洋海军辞职，都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外国人可能是对的，但毕竟是外国人。马格里虽然辞了职，李鸿章却并未完全弃之于不顾，而是为他谋得了在中国驻伦敦公使馆做参赞的职位。1876年陪郭嵩焘赴英，在公使馆克尽职守并忠诚事李垂30年之久。[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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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他活动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不得不依赖外国专业人员作顾问。在轮船招商局，他有一个外国总监（a foreign Super-visory Director）和一个外国航海监督（a foreign Marine Superinten-dent）。从1885年的花名册上看，该局轮船上144位船长、大副、管轮无一是中国人。[97]开平矿务局从一开始便聘用了外国技师，李鸿章所办的铁路公司也是如此。[98]他的织布局从建筑厂房、购买机器到组织生产都有丹科（A.W.Danforth）[99]参与其间。[100]北洋海军依靠外国人作教习、顾问官、管轮和炮长。[101]1879年，外国医生成功地治愈了他妻子的病，于是，他聘请了一个外国医生伊尔文（Dr.Irwin）为家庭医生，并任命伊尔文为其海军医师。[102]敦约翰（John Dunn，在天津的英国人，李鸿章曾就与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一事派其赴罗马与教皇商谈）、德璀琳、宓吉（Alexander Michie）都曾于不同时期在外交谈判中为李鸿章做过事。[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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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鸿章只是在他不能使用中国人的地方才使用外国人。他从1862年到上海时就开始与外国人有了接触，学会了尊重他们的优秀品质而害怕其恶劣品质。[104]虽然他认为西方人要对中国的全部问题负主要责任[105]，但他还是使用他们，为的是增加自己对西方的了解，并培养出可以代替他们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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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对外国人和西方世界的了解是广博的，这种广博的了解是通过源源不断的来访者、阅读译成中文的西方书籍及中外幕友的指导获得的，从轮船、枪炮的技术末节到天津外国租界最新的趣闻轶事，他几乎无所不晓，都能很在行地与人谈论。[106]知识就是力量，李鸿章在幕府中聚集了一大批国内外能够向他提供他所需要知识的人，使他能够利用这些知识来实施他自命的拯救中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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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清缙绅全书》，同治十年，卷2，页6b—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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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布鲁纳特等：《当代中国政治组织》，第153, 484—490页；钱实甫：《清季新设职官年表》，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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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辞海》，上，第963—9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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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集·奏稿》，卷17，页146；另见《李文忠公尺牍》周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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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萧公权：《农业中国》，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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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同上书，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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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费维恺前引书，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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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濮兰德：《李鸿章》，第301页；《李集·函稿》，卷20，页8a，11b，卷9；页19b，29b，卷17，页29a；卷4，页26a；卷1，页24a，3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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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芮玛丽：《同治中兴》，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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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集·函稿》，卷17，页7b；卷1，页43b；卷14，页31a—b；卷19，页13b；卷16，页31a—b；卷3，页14a—b；卷16，页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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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集·函稿》，卷12，页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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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瀚章：在曾国藩幕府供职九年（见第四章）后，1862年被调赴广东协助办理厘金事务。在赴广州途中，他道经上海，乃弟李鸿章委托他从香港采买“洋枪、洋药、铜帽”。鸿章还想依靠他了解南方情势。通过瀚章的努力，厘金实际上为曾国藩所垄断用于湘军。是年底，瀚章就任为广东督粮道，次年升按察使。1864年他又被任为广东布政使，翌年初擢湖南巡抚。1867年初，当乃弟鸿章被任为湖广总督而又取代曾国藩剿捻时，瀚章代替他为署湖广总督。他署理湖广总督直到1867年底他被任为浙江巡抚并被赏以头品顶戴。1869年底，鸿章奉命赴贵州调查教案，瀚章又被调回代替乃弟署理湖广总督。翌年夏，乃弟取代曾国藩任直隶总督，瀚章遂实授湖广总督。 此后12年间，除有一年多的时间以外，他一直担任湖广总督。这一年多的离任始于1875年夏他被调任为四川总督之时。是年底他又奉派离开川督职赴云南调查英人马嘉理被杀一案，而鸿章则在烟台与英国人进行谈判。此案结束后，李瀚章于1876年9月重任湖广总督。1882年，跟随他十余年之久的老母去世，他才不得不弃官守制。 从1884年他丁忧期满复出到1888年，瀚章一直未能得到任命。最后，他被允许觐见了一次皇帝，奉派为漕运总督，两个月后，兼任兵部尚书。翌年（1889）夏调任两广总督。到1895年，他因病、毫无疑问也因为乃弟的军队在中日战争中的惨败，他获准退休。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他被授太子少保。1899年9月11日，在合肥家中逝世，年80岁。《李集·函稿》，卷2，页14a，27a，35b;卷3，页12b；卷5，页27a；卷6，页9a；司百读：《李鸿章和淮军》，第227页；《清史列传》，卷59，页24a—26b；《清代徵献类编》，上；总督，年表，卷3，页8a—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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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鹤章：太平天国覆灭之前，老三李鹤章的所作所为是与李鸿章紧密相关的。他通过科考的第一关，即中了秀才，但是却没能通过下一级考试，尽管他花钱捐了个廪贡生。1853年，他与乃父及鸿章一道在安徽兴办团练，1855年由于在庐州作战有功，赐蓝翎。翌年，因协助攻克无为，加五品衔。1859年，入曾国藩幕府担任军事将领，由于在1861年克复安庆一役中表现优良，叙功赏单眼花翎并授记名知县。1862年李鸿章率新创立的淮军的主力部队乘船东下上海时，鹤章也率另一支部队由陆路赴上海与乃兄会合。此后三年，他在乃兄的幕府里历任过多种军职。起初他统率李鸿章的亲兵，后又统率一支马队。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他曾与程学启、刘铭传、郭松林、黄翼升等淮军名将以及常胜军的华尔和戈登一起统率过军队。他的贡献得到了奖励，他的品级不断上升，还得到了不少荣誉衔。1864年常州收复后，他被授以甘肃甘凉道并赏穿黄马褂，但他实际上仍在江苏淮军中。翌年，甘肃回民造反，上命疾行赴任，但是他称病拒绝。李鸿章为之后盾，请曾国藩为之说项。曾国藩乃奏请将此缺暂空，以待鹤章病愈赴任。尽管鹤章未赴甘肃，他却由于为山西赈灾慷慨解囊捐献而擢升二品衔。从1865年到1880年去世，他一直在合肥闲居。《清史稿》，列传220，下，页1373；《清史列传》，卷65，页48a；余玉笛前引文，第23页；《李集·函稿》，卷2，页16a，50b；卷6，页5a—b；卷1，页41b；1962年4月4日在加州旧金山访李国超；《李集·遗集》，卷4，页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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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李昭庆：幺弟昭庆比李鸿章小10岁，随着淮军在安徽的创立开始了其军旅生涯。李鸿章1862年11月的信中首次提到他，当时他正在负责训练树字五营，即曾国藩为守卫无为扣留的那部分淮军（见第四章）。1863年春这部分军队被曾国藩放行来到上海，昭庆随军而来，供职于乃兄手下。1864年，他在刘铭传军中任统领，统率他自己的四营军队。太平天国失败后，他回到安徽，但1865年曾国藩受命剿捻时，他又被召复出。昭庆请求任职于新创立的骑兵部队中，担任了一支马队的将领。李鸿章取代曾国藩指挥剿捻后，昭庆继续供职于乃兄手下。1868年捻军被镇压后，昭庆继续在江淮地区担任淮军将领。由于剿捻有功，他被授以记名盐运使，赏单眼花翎。1873年他北上觐见皇帝途中病死于天津，年四十虚岁。他的病是在军旅生活中得的。《李集·函稿》，卷2，页25b；卷6，页34a；卷13，页14a；司百读：《李鸿章与淮军》，第68页；《清史稿》，列传220，下，页1373；黄云：《续修庐州府志》，卷58，页6a；立德夫人：《李鸿章的生平和时代》，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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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962年4月4日在加州旧金山访李国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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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丁韪良：《李鸿章》，载《独立》，CⅢ，第2763期，第26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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