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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与前述学术处理方式类似的倾向，在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也显而易见。例如，那些在19世纪来到中国的西方观察者们，将清朝的地方官员和衙门吏役收取各种陋规的做法视为整体性腐败和道德败坏的体现。(55)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研究中国帝制时期官僚制度的著名学者白乐日（Etienne Balazs）又对此种观点加以重申，认为腐败是帝制晚期的中国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他承认，令其感到疑惑不解的是，这样的一种体制是如何能够在如此长久的时间里持续发挥作用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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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们已经开始摆脱前述那些流传甚广的看法。此类学术成果结合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方法论，其中包括结构主义诠释和文化主义诠释，以及诸如理性选择理论和委托—代理／成本—收益模型之类的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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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这些研究成果已经提出了很多有关腐败与经济发展之联系的富有价值的学术洞见，但当将类似的方法论适用于对帝制中国时期的分析之时，却只能在个别例子中取得极其有限的成功。(57)研究行政腐败的所有学者最经常遭遇到的难题，依然是如何界定“腐败”这一术语本身。即便是在那些认为腐败乃是国家发展中一个潜在的积极因素的学者们那里，何者构成腐败的问题，实际上也依然含糊不清，或者只是将其草草地加以打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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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对那些有关此主题的社会科学研究文献所做的学术回顾当中，安妮·德泽纳（Anne Deysine）评论说，大多数的政治科学家都潜在地认定每个人看起来都知道，至少在主观上知道，什么是腐败，故而如何定义腐败的这一难题如今已经逐渐被他们所忽略。(58)在中国研究这一领域，此种看法以詹姆斯·迈尔斯（James Myers）的下述观点为其代表。他认为尽管在细节上存在着各种差异，但是所有关于腐败的定义都分享着一个共同的主题，亦即“担任公职的官员在观念上被认为背离了某种关于公正的标准”。(59)不过，如果说这一解决方案使得政治学家们得以从原先那种如何针对“腐败”下一定义的困境当中解脱出来，进而将其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当代腐败问题中那些较不棘手的方面，那么它也回避了历史学家们最为关心的如下这些问题：与那些担任公职的官员生活在同时代的人们，是根据谁的有关公正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腐败的？在哪些情况下，以及由谁来适用这样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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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甚少的曾对清代衙门腐败问题有所关注的历史学家们，总的来说都不愿意直面上述这些问题。例如，瞿同祖将清代地方衙门书吏们的“越轨”行为看作至少部分是由于文化价值观与社会地位不一致而导致的结果。他这样写道：“易言之，当某人缺乏正当化的手段来获得他想要得到的那些价值（例如金钱报酬、工作机会）之时，他往往就会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寻求得到这些价值。”(60)对于这种解释，瞿同祖补充道，清代地方衙门吏役的腐败也可以被视为规范化行为的一种变体，因为就像在其他的营生方式中那样，倘若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成员都在从事某些特定类型的活动，则这些人将会对该群体中的其他人员施加压力，以使后者与自己保持一致。瞿同祖认为：“因此，政府和公众所认为的越轨行为或腐败，也可以被看作是对那些按照营生方式加以界定的行为标准的遵从。”(61)但是瞿同祖并没有对上述这种容易引发争议的看法之具体含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相反，他始终将其关注点聚焦在那些使清代地方层级的官僚制在功能上失灵的因素上面，并继续重复着他对自己所搜集来的各种史料所秉持的那种看法，亦即认为清代地方衙门吏役当中那种普遍存在的腐败构成了社会大众和帝国政府之间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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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加批判地运用相关史料的做法所存在的显而易见却很少为人们所承认的问题，后来被吕元骢（Adam Lui）加以强调。吕元骢指出，衙门吏役的那种贪腐恶名之所以流传甚广，至少部分原因是留下此类历史记载的人们（帝制中国晚期的官员、学者及精英们）正是那些既有理由也有手段对衙门吏役公开地进行严厉谴责之人。然而，尽管吕元骢提出了这一难能可贵的学术洞见，但他后来还是像清代史料中那些千篇一律的记载一样，将衙门吏役这些地位低下之辈描述成“百姓们无法摈弃、唯有尽可能地予以忍受的一群自私自利的懦夫与社会地位卑微的讨厌鬼”。(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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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清代地方衙门中的吏役们之所以声名狼藉，在过去（今天仍然如此）主要是由于他们向任何与衙门发生接触的人们收取各种陋规。收取此类费用的做法为清代法律所明令禁止，但所有的地方衙门吏役皆在不同程度上仰赖这些费用生活。故而，据此得出衙门吏役确实贪腐这一结论，有其一定的道理在。就利用公职谋取个人私利这一关于何谓腐败的理解要点而言，从20世纪西方人的感受来看，上述结论可能听起来是正确的。但是，此结论乃是依赖一个被以严格的法律术语或伦理术语加以表述的标准，而这一标准乃是由清代社会中那些被赋予了权力的文字片段提供给我们的。除了将精英们的表述不适当地加以普遍化并形成一些被适用于中国社会当中所有人身上的规范性标准，上述那些认为清代地方衙门吏役皆腐败不堪的宽泛假定，还预设了在公共的资源、结构与私人的资源、结构之间存在着一道明晰的界线。然而，本书的研究将证明，这样的一种界限区分在清代的地方行政活动中并不存在。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会比县衙公堂的那些运作展现得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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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者们、官员们和清代各位皇帝们的看法，县衙公堂显然不是被打算用作解决地方百姓之间所发生的民事纠纷的场所。公堂，通常来说还有《大清律例》，它们想要达到的目的，乃是通过对各种具体罪行慎重地处以相应的惩罚，来维持存在于秩序和混乱之间的那种宇宙平衡，从而强化皇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县衙公堂不仅是做出刑事惩罚之决定的场所，而且更重要的，它还是一个仪式中心。就此而言，县衙公堂，以及公堂上所有的装饰和文字，都象征性地代表着皇权与更高层级的原则及正义之间不偏不倚的结合；它们也因此被视为对儒家所憧憬的那种社会政治秩序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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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衙门吏役们收取陋规的这种做法，公然地将司法行政活动与他们的个人私利联系在了一起，从而有着对前述所预设的那种县衙公堂之正当性功能造成损害的危险。更加令官员们和地方士绅感到不安的是，他们通常都相信，吏役们为了攫取钱财，会诱骗当地百姓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到县衙打官司，然后强迫涉讼百姓交出各种极其高昂的费用。诸如此类的做法，特别是将那些原本通过非正式的民间调解便可解决的纠纷正式闹上县衙公堂，其结果只能是破坏了当地百姓们之间的和睦相处。因此，衙门吏役被认为不仅贪得无厌，而且还对士绅阶层和皇权赖以为基的那种社会秩序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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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术界早先对清代法律的研究，几乎都原封不动地接受了前述那些关于衙门吏役的形象刻画。一旦将那些看法与如下这种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大清律例》是国家权威所专横使用的一种完全刑罚化的工具——相结合，许多学者便会得出结论说，这一制度无法提供那种他们认为胜任且公正的司法行政活动。(63)在此领域中非常流行的一种看法还认为，由于任何即便仅是稍稍涉足正式的诉讼过程的人们都会不断地遭到衙门吏役的敲诈勒索，于是地方上的百姓们将步入县衙公堂打官司视为一场不惜任何代价加以避免的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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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领域中更为晚近的学术研究成果，已经开始对学界早期的那些研究成果当中存在的上述成见和流传甚广的看法发起挑战。(64)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新一代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为了理解清代法律制度的重要性，无论是将其视为一个规范性社会理念的贮藏所，还是把它看作帝国政府之权威的体现，都有必要超越那些正式结构和《大清律例》中的条文规定，来考察这些条文规定是如何在清代司法实践中被加以运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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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旨在通过揭示县衙公堂不仅在清代司法制度中而且在地方衙门的诸多基本行政职能中均占据了中心的位置，从而对上述正在扩充的知识体系之内容加以拓展。就此而言，在承办讼案过程中所收取的各种费用，是非常关键的财政来源，它们不仅提供了养活一大批全职工作的衙门吏役所需的个人酬劳，而且还为巴县衙门内各房各班的运作提供了所需的经费。案费的收取，不仅远未构成一种造成地方衙门功能失调的腐败形式，反而还经常被当作地方衙门行政活动的财政支柱。同样，如同本书将展示的，在对巴县衙门吏役内部那些围绕案费收取而发生的纠纷进行裁决时，知县本人通常也声称一些规费的收取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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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看其表面便接受了精英们和官员们关于衙门吏役皆系贪腐之辈的那些描述，那就将会冒着忽视了这些非正式的法外做法实际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的风险。我之所以反复申言此点，其原因并非在于要给清代地方衙门吏役翻案正名或者将他们从历史上的那种恶名中拯救出来。本书后面的各章将详细地阐明，巴县衙门吏役们所经常从事的一些行为，即便是以与其生活在同时代的人们就何谓腐败所持的那些最狭义的界定作为标准来加以评判，也会被视为贪腐。(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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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目的是双重的。首先，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对如下做法加以区分：哪些是尽管从严格的法律意义来看属于非法，却有助于维系清代地方行政的各种功能的通常做法；而哪些又是连那些非正式的程序与规范都加以违反，故而纯属敲诈勒索或谋取私利的行为。诚然，这两者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不清，甚至有时是故意如此为之。但倘若仅仅是为了追求逻辑上的清晰性而完全忽略了上述这种区别，则将会使腐败这一术语无法得到任何有意义的学术运用。更为重要的是，那样做还会遮蔽清代地方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真实关系，并使得那些形式上违法的做法为何能够长期延续下去（更不用说这些做法的理性化）这一问题变得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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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相同的思路，我还要指出，帝制中国晚期的精英们和官员们留下的那些资料当中所刻画的吏役贪腐形象，其本身就需要细加辨析。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么精英们坚持的那些标准中所隐含的规范性价值观，以及正式的行政架构，都将不可避免地被奉为至上标准，从而使得我们无法看清各种非正式的法外做法所实际起到的重要作用。不仅如此，若不这样做的话，则还将会使得我们无法洞察到被大肆道德化渲染的贪腐吏役形象本身就是一种被建构的描述。这种描述是以儒家话语作为基础，并通过其加以表达。就儒家话语被用来帮助维系一种特定的社会政治等级制度而言，衙门吏役的诸般腐败形象，也应当被看作各种用来保护特定的利益和权力结构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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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我在采用一个彻底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意识形态或受其驱动的话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此类话语不时地被某些人有意地用作为达到各种特定目标的手段，但在看待意识形态之时，我们需要比那种纯唯物主义方法所做的更加谨慎。在任何特定的互动当中，意识形态话语作为一种资源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它被当作各种关于何者构成公正社会的宽泛的文化性认知之反映而为人们所接受的程度。此类以意识形态为基础、针对何谓事物的恰当秩序所下的定义，往往倾向支持一种特殊的支配模式，并且经常被此一社会政治秩序当中的那些特权分子详加表述。不过，这并没有降低此类定义在社会经济连续体中的任何一端塑造文化价值观与预期时所拥有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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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在对个人如何看待社会性世界、其自身在当中所处的位置及其所认为的“可能王国（the realm of the possible）”的各种认知加以构建的过程中，意识形态价值观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与许多针对意识形态所做的唯物主义解释相比，一些历史学家们先前在此方面所做的下述预设并无根基。一些历史学家们曾认为，在任何特定的事例中，对这些价值观的表述与运用都必然是虚伪的，或者是被用来掩饰某个更加真实或真正的意图。(66)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那些并不享有特权的社会成员，就不会经常以各种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对这些属于感性范畴（perceptual categories）的要素加以诠释与运用，从而为他们自己及其所从事的那种营生方式主张某种程度的正当性与声望；我们也不能认为，这些宣称在任何方面都比不上社会政治精英们所做的宣称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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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本书以下各章当中，我认为那些关于清代地方衙门吏役们皆属贪腐之辈的形象刻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真实描述，而宁可将它们看作各种利用正统的儒家观念以达到不同目的的话语策略。从这一角度观之，我们将会看到，那些关于衙门吏役的刻板印象，是如何经常地被那些卷入衙门内部纠纷之中的吏役们自身当作诋毁对手之人格的论据。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将看到，在对这些刻板印象加以利用的过程中，衙门吏役们如何借助儒家正统说教中的各种要素，来建立他们自己的一整套内部规范与准则。通过这种方式，一个其群体当中的绝大多数成员在地方衙门中的存在本身便在形式上属于违法的行政办事人员阶层，可以将他们那些经常从事的不法之举，说成一份值得尊重的营生方式，以及对当地政府和社会的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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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19世纪的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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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县地处嘉陵江与长江的交汇处，坐落在四川盆地东南边上的山区之中。在清代，巴县的管辖范围包括重庆城。重庆城既是巴县衙门的所在地，也是川东道衙门和重庆府衙门的驻地。巴县在明朝时下辖七十二里，但到了清朝统治全国之初，其辖治范围被重新划分为四里：西城里，位于重庆城的西面与西北面；居义里，位于重庆城的南面；怀石里，位于重庆城的东面与东南面；江北里，位于嘉陵江北面。不久之后，上述四里又被细分为十二个下属辖区，而这十二个下属辖区也被称作“里”。(67)在清代，巴县行政区划的最后变动，是发生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此时江北里被单独分立出来改归新设的江北厅管辖。于是，剩下的其他三个区域（包括其下辖的十里），便构成了巴县总共三千三百多平方公里的辖区范围。(68)巴县知县这一官职在清代被朝廷定为“要缺”，因为巴县符合那被用来划定全国州县之官缺等级的四字标准当中的三个：“冲”，意指此地乃是商贸往来的通衢要冲；“繁”，意指此地政务繁重；“难”，意指此地暴力犯罪之徒所在多有。(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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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四川中部及东南部的许多地区那样，19世纪时，巴县在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巴县的人口总数在这一百年当中翻了四倍不止，亦即从嘉庆十七年（1812）的218779人暴增到宣统二年（1910）的990474人，人口净增长幅度达到了350%左右。(70)巴县当地这种人口总数上的显著增长，主要是由于湖北、湖南、江西和广东等耕地不足的地区在18世纪初期便已开始向该地区不断地移民。到了嘉庆朝时（1796—1821），外省移民已经占到巴县总人口数的约85%。(71)在整个19世纪，许多为了寻找可耕种土地，以及躲避战乱与自然灾害的个人或家庭，源源不断地涌入巴县境内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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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说19世纪的那些外来移民是为了寻找可耕种的土地的话，那么当他们来到巴县时，也只能发出这片多山的地区可供耕种的土地资源已然非常紧张的感慨。在雍正年间（1723—1736）的重庆府，耕地面积相对于当地总人口数的比率大致为人均20.8亩。到嘉庆十七年（1812），在大批外来移民来到此地定居下来后，这一比率下降至人均4.9亩。到了光绪朝初期，由于当地人口不断增长，该比率进一步缩减，变成人均仅为1.7亩，(72)大大低于历史学家王笛估算出来的人均4亩耕地才能维持基本生计的最低标准。除了种植水稻及玉米这些主要农作物，巴县当地的许多家庭还依靠纺纱织布，以及种植鸦片、非法制售井盐来谋生。然而，除了用船将鸦片从重庆运往长江沿岸的各大城市售卖这一值得注意的例外情况，在重庆于光绪十七年（1891）时被外国列强辟为通商口岸之前，(73)重庆府的城区与其下辖的那些内陆山区之间的商贸往来少得可怜。(74)重庆府下辖乡村地区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当时乃是集中在当地80多个定期举行的贸易聚集地（称之为“场”），这些场的周边散布着由一户或几户人家构成的核心定居点，其居民大多是租种土地的佃户。(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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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清帝国的其他地区一样，人口压力与土地稀缺导致巴县在19世纪出现了社会动荡逐步升级的局面。从嘉庆元年（1796）开始，白莲教，以及其他一些秘密结社的信众，就纷纷联合那些异姓结拜为兄弟的“啯噜”(76)揭竿而起，而后者的烧杀抢掠至少从乾隆朝（1736—1796）早期就开始困扰着巴县地区。(77)虽然叛乱活动在嘉庆九年（1804）最终被镇压下去，但啯噜在整个19世纪仍然不断地袭扰巴县地区的那些场镇。(78)而且，就像啯噜利用四川与贵州、云南接壤的那些省界来躲避官府对他们的缉捕那样，巴县也成了云贵两省的盗匪与叛党时常于此过境的地区。例如在咸丰十年（1860）春，云南农民李永和、兰大顺率领的起义军就曾进入巴县地区，并围困了邻境的几座城市。(79)当太平天国的将领石达开在两年后率军从贵州攻入四川东南部时，上述情况变得更加复杂。(80)虽然在当地团练的帮助之下，这些叛乱团体最终都被清政府镇压了下去，但巴县地区在大清王朝此后的岁月中一直都是秘密会社和盗匪活动的据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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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县人口在19世纪的急剧增长，最主要的原因是重庆城作为地区行政中心、区域性交通枢纽和长江沿线跨省贸易的主要转运点而变得日益重要。(81)在明朝后期，重庆城只包括八坊两厢。到了18世纪中叶，在这座城市的城墙范围内，散布着由21个厢环绕形成的28个坊。随着其城市规模的持续扩大，重庆城不断发展的商贸活动，自然吸引了大量来自清帝国其他地区的商贩、牙人、钱庄老板、放贷人及店铺老板来此营生。在19世纪早期，巴县衙门曾列出了至少109家在当地官府领有牙帖的外省商行和本地行户的名字，而此类商行的数量在19世纪此后的那几十年里还在持续增长。(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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