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125816

1703125817 (71)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第383页。（译者注：“85%”这一数字比例，原本是《近代重庆城市史》一书作者针对嘉庆朝前期和中期外来移民在四川省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所做的间接估算，然后将其用于粗略估算嘉庆十七年时外来移民在巴县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因此，本书所援引的“85%”这一数字，并非严格根据人口材料所做的精确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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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5819 (72)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第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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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5821 (73)译者注：1875年初，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A. R. Margary）擅自率人闯入云南，在云南腾越地区的蛮允附近与当地少数民族发生冲突，并开枪逞凶，结果被当地人打死，史称“马嘉理事件”，又称“云南事件”或“滇案”。次年即1876年中英双方在烟台就此事件举行谈判，英国乘机提出“驻寓重庆查看川省英商事宜”的要求，并通过同年7月正式签署的中英《烟台条约》，取得“派员驻寓”重庆的特权。1890年3月31日，中英又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英国正式取得了“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的开埠特权。次年3月1日，重庆海关建立，由英人霍伯森担任重庆海关税务司的职务。不久之后，法、美、德、日等也相继派员“进驻”重庆。参见隗瀛涛、周勇：《重庆开埠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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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5823 (74)Madeline Zelin, “The Rights of Tenants in Mid－Qing Sichuan: A Study of Land Related Lawsuits in the Ba Xian Archiv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5, No. 3 (1986), pp. 499－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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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5825 (75)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北京：中华书局，1993，第133—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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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5827 (76)译者注：“啯噜”是清朝时四川百姓对外来移民中那些肆行于当地乡镇的无业游民的一种土语称呼，至迟出现在乾隆朝初期。乾隆九年（1744），御史柴潮生曾对川省“啯噜”的来源有过专门解说：“四川一省，人稀地广，近年以来四方游民多入川觅食，始则力田就佃，无异土居；后则累百盈千，浸成游手。其中有等，桀黠强悍者，俨然为流民渠帅，土语号为啯噜，其下流民听其指使，凡为啯噜者，又各联声势相互应援。”按照现代学者的看法，“啯噜是清代四川等地的一种没有明确政治目的而专门从事抢劫和偷盗活动的游民结社，也是晚清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秘密结社组织——哥老会的前身”，“啯噜在四川土语中，读若‘辜奴’，本意为‘赌钱者’，即赌徒，亦即是一些不事正业、孤注一掷的光棍、泥腿，后来被四川土著用来指称外来移民中的一些‘不法’之徒”。参见吴善中：《清初移民四川与啯噜的产生和蔓延》，《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97—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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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5829 (77)Philip A. Kuhn & Susan Mann－Jones, “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 in John K. Fairbank,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0,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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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5831 (78)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北京：中华书局，1993，第537—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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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5833 (79)向楚主编：《巴县志选注》，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第9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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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5835 (80)向楚主编：《巴县志选注》，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第970页；隗瀛涛、李有明、李润苍、张力、刘传英、曾绍敏：《四川近代史》，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第87—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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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5837 (81)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第2章，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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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5839 (82)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第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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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5841 (83)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第426—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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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5843 (84)译者注：清代咸丰八年（1858）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先后迫使清政府在天津分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主要包括《中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规定清政府允许东正教、基督教新教、天主教等外国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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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5845 (85)周勇编：《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第148—153页；李润苍、李有明、隗瀛涛、张力、刘传英、曾绍敏：《四川近代史》，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第110—122页。（译者注：英文原书此处关于上述三起民教冲突的叙述，与其参考的《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四川近代史》两书中所讲述的内容有不少出入，故今据两书中披露的史实，按照英文原书的句式表述，予以更正后重新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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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5847 (86)向楚主编：《巴县志选注》，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第369—370页。担任过巴县知县的实际人数可能比这个统计数字还要多，因为当地的地方志上并没有记载那些在此短期就任的知县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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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5849 (87)巴县档案，档案号：6.6.111。［译者注：该上谕发布于光绪二十七年农历四月十六日，全文为：“近因整顿部务，特谕各部堂官，督饬司员清厘案卷，躬亲办事，将从前蠹吏尽行裁汰，以除积弊。惟闻各省院司书吏亦多与部吏勾通，其各府州县衙门书吏又往往勾通省吏，舞文弄法，朋比为奸。若非大加整顿，不能弊绝风清。至差役索扰，尤为地方之害。其上司之承差，则借公需索州县。州县之差役，更百般扰害闾阎，甚至一县白役多至数百名。种种弊端，亟应一律革除。着各督抚通饬所属，将例行文牍一并清厘，妥定章程，仿照部章，删繁就简。嗣后无论大小衙门，事必躬亲，书吏专供缮写，不准假以事权，严禁把持积压串通牟利诸弊。其各衙门额设书吏，均分别裁汰。差役尤当痛加裁革，以期除弊安民，毋得因循徇庇。仍由该督抚将整顿章程咨明政务处大臣，汇核具奏。其认真与敷衍，不难按牍而知也。”参见《清实录·德宗实录》（第5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482，第366页。亦可见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1卷），李秀清等点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第4页（该书将其中的“例行文牍”写为“例行档案”，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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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5851 (88)巴县档案，档案号：6.6.111。引文中的“□”代表现已无法辨识的文字，下同。张铎，陕西人，举人出身，光绪二十五年至光绪二十八年间（1899—1902）任巴县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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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5853 (89)《清会典事例》，北京：中华书局，1991；《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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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5855 (90)诸如此类的书吏形象刻画，在二手文献中比比皆是，参见Chü T’ung－tsu,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Chapter 3; David Faure,“Land Tax Collection in Kiangsu Province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 Ch’ing－shih Wen－t’i, Vol.3, No.6(1976), pp. 49－75; Jonathan K. Ocko, Bureaucratic Reform in Provincial China, Ting Jih－ch’ang in Restoration Kiangsu, 1867－187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8, 68－77, 131－32; Mary Backus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7－19; Shuzo Shiga,“Criminal Procedure in the Ch’ing Dynasty, part 1”,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No.32(1974), pp. 1－45; Vivian Shu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98；赵世瑜：《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与明清胥吏的社会地位》，《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1期，第50—56页；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9，第8章第2节。与其他人的观点有所不同的是，瞿同祖和戴炎辉都认为，那些承充书吏者当中偶尔也有来自富裕阶层的人士，其目的是逃避其他形式的劳役，参见Chü T’ung－tsu,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39, 43；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9，第637页。然而，瞿同祖仍然认为绝大部分的书吏都是来自那些没有自家恒产的社会阶级，而且他们从事的这份工作属于在当时社会上声誉很低的营生方式之一，参见Chü T’ung－tsu,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39, 43,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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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5857 (91)当然，每三个月轮换一次，意味着各班书吏每三年加起来会工作整整十二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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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5859 (92)巴县档案，档案号：6.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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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5861 (93)Chü T’ung－tsu,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45, note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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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5863 (94)例如，Chü T’ung－tsu,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15－18; Sybille van der Sprenkel, Legal Institutions in Manchu China: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62, p.43, pp. 64－65; John R. Watt, The District Magistr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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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25865 (95)参见本书附录一“巴县衙门各房的差务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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