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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八千户那颜的名单中，还有一个人叫统灰歹。村上已经指出，这个统灰歹（Tong Quidai）的名字，不外是出自克烈分部Olon Dongqayid（斡栾董合亦惕）之部人的意思[45]。伯希和赞同贝勒津的看法，认为这个部名可能出自蒙古语tongho，译言树林，董合亦惕部即林木中的克烈人[46]。在帖木真与王罕决战时，董合亦惕部是克烈方面的作战主力之一。不过有一部分离散的董合亦惕部众，很早就归附了帖木真。拉施都丁说，他们后来在本部族的辉都（quīdū）统领下，组成为一个千户[47]。据《元史》卷124《速哥传》，克烈部人速哥，“父怀都，事太祖，尝从饮班术尼河水”。这个怀都，应即克烈董合亦惕分部的辉都[48]，也就是秘史八十八那颜名单中的统灰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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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名单里，最后还应加上一个秘史第202节未曾著录的名字，即拉施都丁的一百二十九千户表中左翼军札剌亦儿台也速儿千户。这个人，无疑就是《元史》卷95《食货志》“岁赐”条所记“左手九千户”中的也速兀儿千户。丙申年分封时，他与也速不花（兀良哈惕部）等人受同等待遇，应当也是在建国时与也速不花父亲者勒篾同时受封为千户那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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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讨论，1206年千户编制中，我们今天尚能确认的至少有五十五那颜、六十七千户。当然，这不可能恰恰就是当年组编的全部千户。只不过因为史文残缺，无法对之做更多的追究了。但是，现有的研究本身已经可以表明，1206年的序列，显然不止只有六十五千户，所以只能是九十五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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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田实信的“排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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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95千户的问题，本田实信教授在1950年代初发表过一篇极有分量的论文，至今仍是从事有关研究课题的基本参考文献[49]。本田力图采用排除法，从《史集》的一百二十九千户表的信息中，去追溯1206年的千户序列。据此，斡亦剌四千户、“火朱勒部”三千户、吾也儿及耶律秃花所统各十个千户，总共二十七个千户，明显成立于建国之后，应予排除。此外，本田又排除了其他七个千户，剩下的正好是九十五千户。本田以为，此种一致，应非偶尔。他因而倾向于将使用“排除法”所获得的剩余九十五千户视为完整无缺的1206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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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即使采用排除法，也无须指望可能获得1206年封授千户的全部名单。拉施都丁根据多年后追忆所记述的这个序列的千户总数乃至各千户那颜人选等信息，其本身是否确凿无误，已十分令人怀疑。而在这一百二十九千户当中，究竟有哪些千户应予排除，除较易判定的那一部分之外，还有一些也人言言殊，难以定论。再者，我们还必须将排除结果与秘史八十八千户那颜进行比较，对它们之间的所有异同之处都作出言之有理的解释或取舍；而这一点因为受材料限制，今天也已经无法完全做到。尽管如此，采用排除方法，依然能使我们大体相信，所谓九十五千户，确实反映了1206年千户序列的基本面貌。只是除了上述二十七个千户以外，被本田排除在外的其他千户，似乎还值得重新加以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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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由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的全部侍臣及隶属于诸斡耳朵的人们所组成的“直属千户”，曾以唐兀部人不劣为千户那颜。本田误以为此人就是怯薛中客卜帖兀勒（kebte’ül，秘史旁译宿卫）千人队长也客捏兀邻，所以将该千户当作怯薛的一部分而排除出九十五千户。但是，如果这个直属千户确实就是客卜帖兀勒千人队，那么它非但不应列入九十五千户，而且也同样不应列入一百二十九千户。因为全部怯薛本来就都未经编入千户百户序列中，可见即使不考虑该千户那颜的人名勘同问题，这个直属千户不是客卜帖兀勒千人队，仍然是很清楚的。不劣的前任，是他的同族人察罕。据《元史》卷120《察罕传》，他是因为在最初的对金战事中立有战功，所以被委任为直属千户的那颜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察罕接任之前，这个直属千户就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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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排除的另一名千户那颜是雪你惕部人帖木迭儿。此人未见于秘史八十八那颜名单。排除他的理由，是因为拉施都丁说他是成吉思汗的带箭筒卫士（qorchi，豁儿赤）。照本田看法，怯薛万人队的指挥官们建国之初均不兼领在外千户（窝阔台时有所变化）。即使我们接受上述看法，仍无充足理由排除帖木迭儿。因为他在成吉思汗时代，并不是怯薛的指挥官，而只是一般怯薛歹。事实上，建国时任怯薛外千户的那颜同时又入值宿卫者，秘史和其他文献皆有例证可寻。巴牙兀惕的汪古儿投附帖木真后长期担任宝儿赤（bawurchi），建国时委为千户那颜，同时仍旧负责“于人多处散茶饭”，“坐位坐时，大酒局的右、左边吃食知料着”[50]。八鲁剌思人不鲁罕，同样是既当千户那颜，又“俾直宿卫”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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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几名，如斡歌列、阿儿孩合撒儿、也孙帖额、朵豁勒忽等人，都是成吉思汗怯薛万人队中的指挥官。那么他们是否就未再兼任千户那颜呢？秘史屡屡提及蒙古国初期这些显赫人物，却没有将他们列入八十八千户那颜的名单里，或即此一见解的依据所在。这样的观察殊为细致入微，但似乎还不能说是确定无疑的。秘史的千户那颜名单，不实之处颇多，所以需要我们搜求其他材料与之对勘，征取旁证，以决其是非。仅据秘史名单本身立论，未必十分稳妥。再说，尽管我们主要只能通过辨认某人是否1206年封授的千户那颜，来确认该千户是否属于1206年序列，但若要利用它的反命题来作论证，则须格外谨慎。即便证实某人不是建国初封授的千户那颜，仍不能说明后来领属于他的那个千户，在此之前必定就不存在。上面提到察罕和成吉思汗直属千户的情况，即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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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百二十九千户当中不属于1206年序列者，或许并不能包括斡歌列、阿儿孩合撒儿等人的千户，而应是另外的一些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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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被《史集》记录为辖有十个千户的豁儿赤万户之构成，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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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史207节记成吉思汗的命令：“豁儿赤三千巴阿邻的上，塔该、阿失黑两个一同，阿答儿斤的、赤那思、脱斡劣思、帖良古惕共做万满着，豁儿赤管着”。豁儿赤所管，虽然“共做万满着”，但其中真正的巴阿邻部众，却只有三个千户。除豁儿赤本人外，其他那两名千户那颜，应当就是秘史120节提到的与他一起投附帖木真的阔阔搠思和兀孙老人（兀孙额不干）。前者已见于秘史八十八那颜名单。至于兀孙老人，曾有学者认为，这个人名在秘史120节中应与它上面的豁儿赤连读，作“豁儿赤兀孙额不干”。是则兀孙与豁儿赤实即一人。但是王国维指出，成吉思汗立国时对豁儿赤和兀孙老人的赏谕，明明白白分为二条记述，“名位各异，断不能视为一人”。秘史八十八那颜名单中有许孙，王国维认为，它就是兀孙的异写，是说可从[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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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秘史207节的描写，豁儿赤实际上是受命带领三千巴阿邻部众，去镇抚阿尔泰山以外的也儿的石河流域的。但是，这些地区，至少是在建置九十五千户之时，还处于乃蛮不亦鲁黑汗控制下。豁儿赤的出守，最早也应在蒙古于1208年清除不黑都儿麻河流域的乃蛮残部以后。所以，分布在术赤属地之南的帖良古惕、脱额列思等部，被置于豁儿赤节制之下、并与巴阿邻三千户“共做万满着”，并不是1206年的事情。又按秘史第209、223节的体例，受命与为首那颜共同管领千户的人，自己往往并不另领千户。辅佐豁儿赤的塔该、阿失黑，当时是否也有自己的千户，无从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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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讨论似可说明，豁儿赤的十个千户内，确切知道应属于1206年序列的，只有三个千户，或者最多也只有五个千户。应当进一步从1206年序列中排除的，似乎更可能是豁儿赤属下的五至七个千户，而不是斡歌列、阿儿孩合撤儿诸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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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以回到建国时组编千户的数目问题上来了。在拉施都丁著录的一百二十九千户里，减去毫无疑问的那二十七个千户，再减去本田建议的那四、五个千户，或者是我所建议的那五至七个千户，其结果都很接近九十五的数目。排除法同样证实，九十五千户之说，要优于六十五千户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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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五千户序列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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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元史·术赤台传》之“六十五”，是不是“九十五”的误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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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卷126《安童传》说传主终年四十九岁，校勘者疑九字乃系六字之误[53]。蒙文九十五作“也连塔奔”（yeren tabun），六十五则作只阑塔奔（jirin tabun）[54]，二者书写时形体略似，似乎也存在蒙文史料传写致误终而流为歧说的可能性。总而言之，要怀疑《元史·术赤台传》中“六十五”为“九十五”的讹误，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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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史文传写和刊刻致误的问题，在缺乏版本方面充分依据的情况下，颇难确切认定。故此，人们对所谓“理校”，往往采取慎而又慎的小心态度。那么，对九十五千户或六十五千户的问题，是否也可能寻找到某种更为稳妥的解释，而不必再简单地将它们看作绝对互相排斥的说法呢？本田实信就提出，六十五千户之说未必全无根据。它很可能是指的节制若干下级千户的上级千户；与此同时，九十五千户则指上级千户和下级千户的总数。尽管很难充分地说明，在大部分千户中区别上级千户和下级千户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标准，但此一见解本身，却给人以很深、很有益的启发。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六十五千户，应即癸亥、甲子年间编成的千户数目；而1206年的九十五千户，则是将两年前的六十五千户进一步加以分划扩充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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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还需要将《元史·术赤台传》的有关史文仔细推敲一下。它说：“朔方既定，举六十五人为千夫长，兀鲁兀台之孙曰术赤台，其一也。……赐嫔御亦八哈别吉、引者思百，俾统兀鲁兀四千人，世世无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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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段话，固然可以理解为完全是在说1206年的事情。但是，蒙古国史事，率多出于元人日后追记。它对于建国以前史迹，语多疏略。后出文献把帖木真灭克烈部之后的封赏和1206年的封赏揉为一事来记载，这样的例子确实是存在的。兹举刘敏中关于乞失里黑的事迹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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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敏中说，巴歹等“遇太祖皇帝于龙飞见跃之际，知［王］可汗将袭之，趣告帝为备。果至。我兵纵击，大破之，寻并其众。以攻（按此字当为功之讹）擢千户，锡号答剌罕。时官制惟左右万户，以次千户，非勋戚不与。答剌罕译言一国之长。帝谓侍臣：‘彼家不识天意，故来相害。是人告我，殆天所使我’。许为自在答剌罕矣。因赐御帐、什器，及宴饮乐节如亲王仪”[55]。帖木真把王罕的“金撒帐，并铺陈、金器皿”赏赐给巴歹和乞失里黑两人，在灭克烈以后；而对他们赐号答剌罕，许其自在快乐，则在1206年[56]。两件事情，在刘敏中碑文中被合并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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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赤台之封授千户那颜，亦应当是灭克烈以后的事。而建国之后对他进一步予以奖赏，才是帖木真把自己的妃子赐给他，并委以节制兀鲁部四千户之重任[57]。《元史》本传把术赤台在癸亥、甲子年间始封千户同“朔方既定”后又一次论功行赏揉合在一起叙述，遂使人误将癸亥甲子间的六十五千户当作了“朔方既定”后的编制。此种解释，似乎是很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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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又可以说，大蒙古国的千户百户序列，前后经过两次较大的发展变化。先是从六十五千户扩编为九十五千户，后来又形成见于拉施都丁著录的一百二十九千户。由前述可知，从九十五千户扩大到一百二十九千户，主要是将新降附部众纳入千户百户编制的结果。那么，从六十五千户到九十五千户的扩展，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扼要地说，它应是对于原设六十五千户作进一步调整、细分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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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施都丁在《史集》一书中，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过编组千户时的一条规定。他说，“当时曾作如下规定：御前千户尽管是最主要的一个千户，但［人数］不得超过千人”。“当时作了规定并被当作惯例：各千户都不得超过一千，大千户也不例外”[58]。从这些话里，人们有理由推测，最初的蒙古千户，都是按照来附时的原有领属关系，很粗略地加以划分的。某些游牧首领原来领有的部族较大，他的千户也就较大。以后按上述规定作过一次调整，以求各千户的大小基本上整齐划一。这次调整，不可能晚至一百二十九千户定型之时。因为这时候千户数目的增加，主要地并不是由九十五千户本身变化而引起的（已经确知的例外只是“火朱勒部”三千户）。另一方面，正如本田关于大、小千户的猜测所指示的，从1206年的九十五千户序列中，确实可以追寻到上述调整所留下的若干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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