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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元朝秘史》第38节。村上正二：《蒙古秘史日文译注》卷1，页41—42。至于阿当罕究竟是部落分支的名称还是一个人名，尚难确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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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参见乌兰：《〈蒙古源流〉研究》，页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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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Johan Elverskog：《宝贝念珠：阿勒坦汗和16世纪的蒙古人》，莱顿，2003年，页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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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黄金家族在《宝贝念珠》里也叫“博尔济锦的黄金兀鲁黑”（Boijigin-u altan urugh）、“博尔济锦的兀鲁黑”等，见上引书，页222、223。后一称呼亦见于《蒙古源流》，见乌兰：《〈蒙古源流〉研究》，页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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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同上书，页282、666、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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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同上书，页355、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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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见施密特：《东蒙古人及其汗室史》，页381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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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田津波上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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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对本文的这一结论，尚有进一步加以探讨的必要。据田村英男利用满铁调查资料写成的《蒙古社会构成之基础单元苏木考：以伊克昭盟准噶尔旗河套以北地区为中心》（《满铁调查月报》，1942年2月号），乌兰察布盟西公旗和伊克昭盟达拉特旗的苏木，都由同一个斡模黑构成，而伊盟准噶尔旗的苏木则由一至数个苏木构成。他枚举了西公旗共十二个苏木及其相应斡模黑的名称。兹以“苏木名／斡模黑名”的排列方式，将其对应关系转录如下：1．yeke somu/yi；2．baga somu/ba；3．dotong somu/to；4．egcigcin somu/wu；5．yehe eldacin somu/jilung；6．baga eldacin somu/jing；7．gool somu/wan；8．olaganoot somu/hong；9．gerenoot somu/gu；10．taboot somu/wu；11．haranot somu/ha；12．jiocn somu/ju。从田村这篇文章看，近代蒙古人的基本游牧单位，似乎仍然保持着以血缘纽带缔结起来的斡孛黑形态。惟细绎以上冠名形式，更可能的情况好像是，诸斡孛黑名称似多源于苏木名称，而不是相反。其中多数可看作即是蒙古语苏木之名的首音，并且很可能已被转换为同音汉字来标示。如第一和第二苏木，即蒙语“大苏木”、“小苏木”之意。yi恐即以汉字“伊”为姓，源于yeke的口语形式yihi读音；ba即以“巴”为姓，是为baga（译言“小”）一语的首音节。也有一些采用意译汉字的同音字，如第十苏木的姓氏应该就是“吴”，此盖蒙语taboot的意译“五”的汉语同音词也。此种形态的姓氏显然形成较晚。它与编组苏木之前原有的斡模黑到底有什么棒的联系？如果苏木与斡孛黑的一一对应在蒙古社会是比较普遍的，那么鄂尔多斯的蒙古人为什么会像田津波所说的那样容易忘记邻近人们、甚至是自己斡模黑的名称？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现在还难以有明白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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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E．巴肯：《俄国统治下的中亚民族：文化变迁研究》，Ithaca，1968年，页32以下；并可参见同氏：《论哈萨克父家长封建国家组织的基本特征》，《中亚评论》第9卷（1961年），我没有见到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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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克莱德主要从长子继承权利的角度去解释这个问题。参见他的著作《突厥蒙古游牧民的社会组织》，莫顿，1963年，页202以下，又页322以下。又见同氏：《论草原游牧民组织的原则和结构》，《西南部人类学集刊》卷11（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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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页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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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拉德洛夫：《突厥方言辞典》卷3，页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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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克劳逊：《13世纪前的突厥语辞源学辞典》，页538，拉德洛夫上引书，页1452—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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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其咄陆五啜，……二曰胡禄屋阙啜，贺鲁以女妻之”。《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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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片山章雄：《脱古思乌古思与九姓诸问题》，《史学杂志》90编第12号（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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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从汗到合罕——兼论《元朝秘史》的成书年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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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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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元史·太祖纪》，“元年丙寅，帝大会诸王群臣，建九斿白旗，即皇帝位于斡难河之源。诸王群臣共上尊号曰‘成吉思皇帝’”。《圣武亲征录》所记略同。此处所谓“尊号”实由两部分构成。前者“成吉思”用来拟写蒙语chinggis一词的语音，或许来源于突厥语chingis，译言“强硬的、凶猛的”；但它也可能是突厥语词tengiz（译言“海洋”）的蒙古语读法[1]。而所谓“皇帝”，则必定是某个蒙古语原词的汉语对译语。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用来指称大蒙古国最高统治者的蒙古语原词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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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费尼在13世纪中叶写成的《世界征服者史》中告诉我们，萨满巫师帖卜腾格理曾在当时传达上天的意志，赐予帖木真以“成吉思汗”之号；拉施都丁的《史集》重复了这个说法[2]。关于这个问题，《元朝秘史》写道：“虎儿年，……于是对成吉思合罕奉与了罕的名号”[3]。这一叙述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含糊。帖木真被赋予的正式称号似乎是“罕”，也可以译写作“汗”。然而几乎是在所有的场合，《秘史》在提及这位大蒙古国的缔造者时，又总是称呼他为“成吉思合罕”，而不是“成吉思汗”。白鸟库吉因此曾推断，当日蒙古语对“汗”与“合罕”不甚分别，所以二者经常被混用[4]。但是舒尔曼不太同意此一看法。他指出，在蒙元政治体系之下，理论上只能有一个合罕；然而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帝国之内都允许存在远不止一个的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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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不论“汗”与“合罕”在作为外来词进入突厥语之前是否完全等义，以及它们是否具有构词法意义上的联系，它们在13世纪前的突厥语中乃是两个在构词法方面已全然没有联系、而实际上又语义相近的普通名词[6]。如果以此种状况作为考察相关问题的起点，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汗”出现在蒙古诸部的政治语汇之中，大概要远早于“合罕”一词之被引入。可是由于今本《元朝秘史》基本上把“合罕”当作专用于出自成吉思汗一族的王者之称，而只用“罕”来称呼几乎所有的其他首领或王[7]，遂使上述历史真相变得甚难窥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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