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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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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的蒙古语称号由“汗”改为“合罕”之后，它又被倒溯性地用来界定蒙古部过去几个首领的身份。孛端察儿、俺巴孩和忽图拉在《史集》里都是“合罕”。这当然不会是拉施都丁自说自话的发明。因为他在处理诸如此类的历史细节时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例如，尽管他极口赞扬合不勒汗的声名威望，肯定他是“自己部落和属民的君主和首领”，《史集》仍然小心翼翼地避免把他称为“可汗”。又如，尽管他将忽图拉汗死后选举蒙古部首脑的那次大聚会误记为发生在俺巴孩汗死后，但拉施都丁的有关叙述仍然保持着据实直书的风格。他写道：“在这次聚会上，谁也没有被确定为他们的君主。”同时他又根据他所了解的有关史实推断说，后来这个地位“想必一定授予了”阿答勒汗的儿子塔儿忽台。不过他也没有忘记补充说，“可以确信的是，他（此指俺巴孩）的侄儿忽图拉合罕死后”，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进行了统治”[31]。这段叙事既保留了蒙古部内的泰赤兀氏和乞颜氏两支贵族之间争权夺利的珍贵情节，又在照顾到乞颜氏后人维护也速该正统地位之良苦用心的同时，揭示出也速该未能获得对于全蒙古部落的统治权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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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拉施都丁把孛端察儿、俺巴孩与忽图拉叫做“可汗”，一定是有其依据的。这个依据，无疑来源于《史集》所依赖的最重要的一种史源《金册》。是知在这部由元朝大汗颁发的具有官方档册性质的史书里，成吉思汗直系中的若干早期的汗（包括肯定属于被后来人追认的“孛端察儿汗”在内），已经被改称为“合罕”了。但是，这样的推断马上会遇到一个乍看起来极难回答的问题。《史集》对也速该、成吉思汗和贵由都没有使用“可汗”的称呼。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们就必须承认，其所据也应当是《金册》中的记载。否则，拉施都丁如何敢将权威文本中的“合罕”称号擅自降格为“汗”？那么，《金册》对祖先追赠“合罕”称号，为什么会采取舍近求远的奇怪态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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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必须说到元代的太庙制度了。至元元年（1264年），元廷依汉制定太庙七室，分别供奉成吉思汗、窝阔台、拖雷、术赤、察合台、贵由、蒙哥以及他们各自的皇后。次年尊成吉思汗为“太祖”；三年（1266年），增祀也速该，并为其中的元室直系祖先及诸先帝制“尊谥庙号”，遂列为八室供奉[32]。在一个以蒙、汉双语为共同官方语文的时代，为列祖列宗确定汉语名号，当然也意味着需要重新肯定他们原有的蒙古语称号，或是另外予以新号。也许是因为汗与合罕的分辨在当时尚不如更后来那般严格鲜明，或者“成吉思汗”之称号所蕴含的崇高权威性使其子孙觉得完全不需要再易“罕”为“合罕”。总之，诸人被列入太庙时，其蒙古语的称号均未经改易。既经这次极隆重严肃的再确认，上述诸人的蒙古语旧称反而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威性，并且从此固定下来。正因为如此，《金册》才会在追称蒙古部先祖为“合罕”时，不及于也速该、成吉思汗和贵由三人。事实上它也是终元一代的定制。在今存蒙汉合璧或蒙文的圣旨及令旨公文碑里，元太祖大多写作“成吉思汗”，其中只有五通称“成吉思合罕”，时代最早的一例写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33]。这些用例，似可看作当日社会已流行的用词法对公文写作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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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元太祖在《金册》中被称为“成吉思汗”，也就是肯定下述事实，即至少直到编写《金册》时为止，《元朝秘史》对元太祖的称呼也只能是“成吉思罕”。对先祖尊号的等级，一般总是只能提升、而难以降低的。《元朝秘史》既是宫廷秘藏的珍贵史册，又是编撰《金册》时的第一等史源。如果那时的“秘史”文本已经称元太祖作“成吉思合罕”，《金册》怎么可能把他的地位再从“合罕”降等为“汗”？所以，今日所见的《秘史》文本，其抄录并在抄录过程中对某些语词加以修改，必定是在《金册》修撰完成之后。《金册》的编定年代于是也就变成判断今本《元朝秘史》形成时代之上限的关键[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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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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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施都丁所说的《金册》，未见于汉文文献记载。但它极有可能就是用泥金粉汁书写的元朝诸先帝《实录》的蒙文译本或其节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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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十三年（1276年）六月，“诏作平金、平宋录，及诸国臣服传记，仍命平章军国重事耶律铸监修国史”[35]。又据《元史·王利用传》，传主在至元年间“与耶律铸同修‘实录’”，时在他“奉旨程试上都、隆兴等路儒士”之后。元廷差官对儒户实行大规模的甄别考试，完成于至元十三年三月[36]。足证“本纪”所谓“监修国史”，实指撰修“实录”而言。元制不置“日历”、“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以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一帝崩，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已”[37]。元为前四汗补修实录，始见于此时。十年之后，即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翰林承旨撒里蛮言：‘国史院撰修太祖累朝实录，请以畏吾字繙译，俟奏读然后撰定。’从之”[38]。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司徒撒里蛮等进读祖宗实录。帝曰：‘太宗事则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给，宪宗汝独不能忆之也？犹当询诸知者’”。二十七年六月，“大司徒撒里蛮、翰林学士承旨兀鲁带进《定宗实录》”；同年十一月，又有撒里蛮与兀鲁带进《太宗实录》的记载[39]。这里说到的“祖宗实录”等语，无疑是指国史院所修汉文“实录”的“畏吾字繙译”而言。史文没有具体提及《太祖实录》，但既然撤里蛮在奏议中明言拟翻译的是“太祖累朝实录”，它恐怕是有畏吾字蒙文译本的。或许它就被包括在至元二十五年二月由撒里蛮进读的“祖宗实录”之中。不过因为世祖听读后没有对它提出什么修改意见，所以后来对此少有言及。前四汗的“实录”，并没有类似“日历”、“起居注”那般完整的原始记录作为依据，因此它的篇幅远不像后来的“实录”那么大。把它们全篇译为蒙古文，还不算是一项太大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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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实录”的修撰，在他去世后不到半年就动工了；次年（元贞元年，1295年）六月，“翰林承旨董文用等进《世祖实录》”[40]。元贞二年十一月，“兀都带等进所译太宗、宪宗、世祖实录”[41]。是知当日对蒙文本的《太宗实录》又做过一次修改；《宪宗实录》的蒙文本大概也完成于此时；而《世祖实录》的篇幅太过庞大，实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全文翻译出来，其所指当即以下就要说到的蒙文节译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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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四汗“实录”最终告一段落，要晚至元成宗后期。大德七年（1303年）十月，“翰林国史院进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五朝实录”[42]。史文没有明确交代这究竟是在说“实录”的汉文本抑或其蒙文译本。不过此中意思，仍能从稍后的一条相关记载里揣摩出来。大德八年二月，“翰林学士承旨撒里蛮进金书《世祖实录》节文一册，汉字实录八十册”[43]。撒里蛮是蒙译诸朝实录的自始至终的主持者。由他进呈的“金书《世祖实录》节文一册”，必为蒙古文译本无疑。由此可以明白以下两点：其一，翰林国史院于大德七年十月与次年二月所进呈给皇帝的，显然属于按同一编写方案与体例先后写定的事关两个不同时段的实录。因此，前一次所进“五朝实录”，也应像后一次那样包括汉文原本及其蒙古文的翻译本。其二，实录的蒙古文译本，应该都如同《世祖实录》的蒙文节译本那样，是用泥金粉汁来书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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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拉施都丁在伊利汗国看到的宫廷密档《金册》，其实就是由元朝大汗颁发给黄金家族各支后王的“金书”实录蒙译本，就《世祖实录》而言则是其蒙文节译本[44]。它的编写始于1287年，而最后完成于1303年。由是推知，称元太祖为“成吉思合罕”的“秘史”文本，其形成必晚于1303年。这个文本远不止改“成吉思罕”为“成吉思合罕”而已。蒙古部的祖先，包括在《金册》中已被升格为“合罕”的俺巴孩、忽图拉，以及尚未被《金册》改称为“合罕”的合不勒、也速该等人，在《秘史》的这个文本中都被赫然赋予“合罕”的地位。克烈、乃蛮等部的首领本来已有“合罕”之称，现在却统统都被降格为“罕”。亦邻真曾举“汪罕被写得简直是个草原哈姆雷特”为证来说明，“《秘史》对有些事件和人物的描述，与其说是历史的记录，不如说是文学的创造”[45]。从对“汗”与“合罕”称号的对位移易中，我们再次看到，对胜利者的偏袒，是如何被“层累”地积淀在历史书写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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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秘史》写作年代的讨论，已有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如果我们采纳伯希和把《秘史》的原始文本与其“时代更晚的”抄写文本加以区别考察的见解，则有关它的原始文本的写成年代问题似乎就会变得简单多了。第247节中出现的“宣德府”，第248节中的“东昌”，肯定都是要到忽必烈时代才存在的地名。过去曾有学者据此推断这部史诗写于1260年代或者更晚。但是倘若考虑到今本《秘史》的抄写是在1303年之后，那么上述情况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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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来，《秘史》的原始文本，又形成于什么时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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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最后一节（即第282节）那段著名的“尾跋”写道：“大聚会聚着，鼠儿年七月行，克鲁涟河的阔迭额·阿剌勒的七孤山行失勒斤、扯克两峰间营帐下着有时分写着毕了。”亦邻真指出，要说时间（鼠儿年）、地点（曲雕阿兰，按即“阔迭额·阿剌勒”的异译）、事件（召开忽里台大会）“三个条件具备的，只有1228年戊子。第269节明确写着鼠儿年在曲雕阿兰开了忽里台，奉窝阔台为帝。所以，《秘史》第282节的鼠儿年应该是1228年”。不过，这一节原本应该排在第268节，即有关成吉思汗记事的最末一段之后。但后来又有人续写了有关窝阔台的记事，附加在成吉思汗记事的后面。“明翰林译员音写《秘史》之后，把原来附在最初部分后面的‘鼠儿年撰写完了’一段文字，顺手置于全书的末尾”[46]。也就是说，《秘史》的第1节至第268节，再加上现在成为全书尾跋的第282节，写成于1228年推举窝阔台为汗的忽里台大会上[47]。那么，它后面的关于窝阔台的记事，又著成于何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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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提及过，大蒙古国的最高统治者在《秘史》的后续部分里仍然叫作“罕”，而未曾改变为“合罕”。这一点极其关键。因为它最明显地反映出相关文本写作的时间性：即《秘史》后续部分的写作时间，乃是在“合罕”作为一个用指最高统治者的普通名词进入中古蒙古人的政治制度体系之前。这也就是说，它的完成应早于1260年代，从而最可能是在推选蒙哥为汗的1251年的忽里台大会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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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全部窝阔台记事的写作定于1251年，也会遇到某些难以解释的疑问。第274节最后叙述蒙古征高丽的史事说：“又在先女真、高丽处，曾命札剌亦儿台征进去，至是再命也速迭儿为后援征进了。就为探马赤以镇其地。”那珂通世在九十多年前就已经揭出，《秘史》提到的这两个蒙古将领，在《高丽史》中分别写作“车罗大”和“余愁大”；据此，则这次军事行动实系发生在1254年到1258年之间。那珂通世认为，这是一段羼入《秘史》文本中的后人增补的文字[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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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还不是唯一存在问题的地方。紧接着这一节之下，《秘史》又叙述了拔都和贵由及察合台后王不里在结束“长子西征”的宴会上交恶的故事。贵由在争吵中辱骂拔都是“有髯的妇人”，声称“我脚后跟推倒踏他”。不里则骂道：“他是带弓箭的妇人，胸前教柴打他”。他们的亲信也帮腔说：“他后头接与他个木尾子”。拔都是蒙哥当选大汗最关键和最有力的支持者。1250年代游历欧亚大陆的西方旅行家说，拔都在蒙古帝国东半部的威望及其所受到的尊敬，要超过蒙哥汗在帝国西半部的声望[49]。在蒙哥汗即位的大聚会上书写并朗读这样的诗句，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因此，《秘史》第274节至第277节，也应当是后来补入的文字。只有在术赤系后王因支持忽必烈的对手阿里不哥，以及为争夺高加索以南的牧地而与拖雷系后王由结盟转为互相敌对之后，这些文字的创作才会变成顺理成章的事情。那当然只能是在忽必烈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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