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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见《元史》卷119，《木华黎传》；卷120，《术赤台传》；卷130，《不忽木传》；卷136，《哈剌哈孙传》；卷150，《耶律阿海传》；卷196，《拜住传》等。按：诸传记显非皆以《亲征录》为其史源。刘敏中：《丞相顺德忠献王碑》追叙哈剌哈孙先人史事，即把王罕称为“可汗”。文见《元文类》卷25，又见《中庵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书”）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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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两诗俱见《湛然居士集》卷3。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把它们的写作时间系于元太祖二十二年丁亥（1227年）。见《湛然居士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附录二《耶律文正公年谱》。当然，对于此处的“可汗”之语，也可能像“夔龙”一样，只是耶律氏在辞赋创作时袭用的一个传统语汇而已。《全唐诗》卷86收张说《奉和圣制送宇文融安辑户口应制》云：“至德临天下，劳情遍九围。……怍非夔龙佐，徒歌鸿雁飞。”柳宗元《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高昌》：“咸称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献号天可汗，以覆我国都。”（《柳河东集》卷1，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页16）。又按：在讹迹干一座建立于1152年的喀剌汗朝王陵的题词中，我们可以读到“公正的、至高无上的合罕”（al-khaqān al-‘adilal-ā’zam）一语。柯尔巴斯（J．Kolbas）以为，此时距离喀剌汗朝的灭亡仅只十一年，王室最高权威的式微遂使“王室一个地方分支的统治者得以将虚而不实的至高尊号据为已有”。但是，出现在这里的“合罕”，也可能仍然如同它早先在突厥语中的情况一样，乃是一个基本上与“罕”等义的称号。见柯尔巴斯：《蒙古人在伊朗：从成吉思汗到完者都时期，1220—1300年》，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6年，页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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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元朝秘史》第18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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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此说见于1250年代访问漠北的鲁布鲁克的记载，但它传达的，显然是当日尚流行于蒙古社会的一种深刻记忆。见《出使蒙古记》，吕浦、周良霄汉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页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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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例如，《秘史》第269节描写鼠儿年（1229年）的忽里台大会说，诸王宗戚“成吉思合罕的［提］名了的只圣旨依着，窝阔歹合罕行罕立了”。第270节又说：“窝阔歹合罕自己罕被立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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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见柯尔巴斯前揭书，页38、42、51、63。值得注意的是，柯氏书中已被本文引述过和未加引述的所有那些铭文都使用“成吉思汗”的称呼，而尚未看见“成吉思合罕”的例证。前者在当时早已成为一个太过响亮的尊称，因此即使在西部蒙古帝国，当人们以十分熟悉的“合罕”名号来改易东部蒙古语用指最高统治者的“汗”时，“成吉思汗”这个传统的称号却依然被沿用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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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柯尔巴斯前揭书，页94—95，及此后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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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爱尔森（T．T．Allsen）：《伊朗蒙古政权合法性形式的转变》，希曼（G．Seaman）与马科斯（D．Marks）：《来自草原的统治者》，洛杉矶：南加州大学，1991年。按：“达乌德”即该钱币冲制者大卫（David Narin）一名的异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今日所见的拜住这封书信，其文本不是蒙古语的，它出于西亚译人之手。所以此处的“合罕”仍可视为流行于西部蒙古世界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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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帕科莫夫（E．A．Pakhomov）：《格鲁吉亚的金属钱币》，第比利斯：梅茨涅伯出版社，1970年，页133。转引自爱尔森（T．Allsen）：《蒙古时代欧亚大陆的文化与征服》，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21，注16。又按：谷儿只发行的钱币上，也有的在两面分别冲压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长生天气力里，世界皇帝蒙哥汗”等字样。这似乎应当是蒙哥汗正式改称“合罕”之前留下的。中央兀鲁思的官方称呼在此时远达西亚，或许可以表明，与贵由相比，蒙哥在西部蒙古世界的政治权威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增长。见柯尔巴斯前揭书页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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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道布、照那斯图：《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的回鹘式蒙古文圣旨碑考释》，《道布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页204（本文最初连载于《民族语文》1993年第5、6期，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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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参见陈得芝：《元外剌部〈释迦院碑〉札记》，载《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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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例如旭烈兀在1254/1255年以及1255/1256年发行的钱币上，铸有“至高无上之合罕，蒙哥合罕；旭烈兀汗”（Mūnkkā Qā’ān/Hūlāgū Khān）之语。在这里，“合罕”和“汗”两称号之间的等级差异，已确凿无疑。见米哈伊尔·魏厄斯《伊朗出土的蒙古伊尔汗国钱币铭文》，《加拿大蒙古学评论》第4期1分册，1978年，页46。转引自爱尔森前揭书，页21，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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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道布、照那斯图前揭文，页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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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德福（G．Dörfer）：《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与蒙古语成分》卷4，威斯巴顿：弗朗兹·斯坦讷出版社，1966年，页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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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史集》第1卷第2分册，页42、页57—58。按：这段故事显然发生在忽图拉汗，而不是《史集》所称的俺巴孩汗死后。当时候争夺汗位的两个人，应即塔尔忽台与也速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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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元史》卷4，《祭祀志》三。按，此后庙室之数目迭有变更，至元末又变为八室。元顺帝逃出大都后，可能曾在草原上分设八帐，用于供奉原先被安置在八室内的先帝神主。这应当就是所谓“八白室”（naiman chaghan ger）制度的真正来源。离开中原过久的蒙古人后来忘记了它起源于汉地的太庙之制，才会把它与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制度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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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这些碑铭分别为：1282年《八思巴字蒙文与汉文合璧阿难答令旨碑》，1289年《泾州华严海水泉八思巴字蒙文圣旨碑》、1303年《平阳路河中府河东县延祚寺八思巴字蒙文小薛令旨碑》、1314年《真定路元氏县开化寺八思巴字蒙文与汉文合璧圣旨碑》，以及1314年《大重阳万寿宫八思巴字蒙文与汉文合璧圣旨碑》。参见松川节：《新发表的蒙古文命令文碑三件》，载松田孝一：《由对碑刻等史料之综合分析着手的蒙元政治经济体系的基础研究》，平成十二至十三年度科学研究基金研究成果报告书，2002年。按：除所谓“命令文碑”以外，其他类型的蒙汉合璧碑铭也有写作“成吉思合罕”的，1362年的忻都碑即为一例。见亦邻真：《至正二十二年蒙古文追封西宁王忻都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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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现存《元朝秘史》的汉字音写本，是明初的官方翻译机构为教授蒙古语而制作的。据小泽重男的研究，这个音写教本先后有“‘巴·别·伯’字本”（约与洪武十五年［1382年］《华夷译语·语汇》的编撰同时）、“准‘巴’字本”（约成于《华夷译语·来文》编写［1389年］后不久），以及现行的“‘罢’字本”（成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等三种文本。见小泽重男：《元朝秘史》，东京：岩波书店，1994年，页223—226。本文所指“今日所见的《秘史》文本”或“今本《元朝秘史》”，系指汉字音写本所据的蒙文原本而言。现有研究已经能够很确定地断言，它并不是用八思巴字，而只能是用畏吾字体来书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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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元史》卷9，《世祖纪》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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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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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徐一夔：《上王待制书》，《始丰稿》卷6。按：四库馆臣为《元史》所写的书目提要已引此语，见《四库全书总目》卷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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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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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卷16，《世祖纪》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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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卷19，《成宗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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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元史》卷19，《成宗纪》二。按：文中的“兀都带”与前引史文里的“兀鲁带”或为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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