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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元史》卷35，《文宗纪》四，中华书局标点本，页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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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元朝秘史》第177节等。汉字音写的蒙文原文作qan echige mina，旁译“皇帝·父·我的”。这层关系的缔结，亦与成吉思汗之文曾与王汗结为“安答”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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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元史》卷208，《日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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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兄弟之国”语见袁桷：《拜住元帅出使事实》，《清容居士集》卷34。“诸王哥哥兄弟每”，语见《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页638。按该词的蒙文原文或作köüd［-ündotora？］aqanar de’üner，即“大王每［的内？］哥每弟每”。据上下文，此处“诸王哥哥兄弟”是指忽必烈后裔各支宗王。但这个指称无疑也适用于拖雷及其兄长的子孙们。在周代分封制度下，“兄弟之国”曾是华夏社会中十分流行的概念。秦汉以后，中原王朝在势力下衰时也会与周边邻国结成兄弟之国。唐肃宗为借回鹘兵力镇压安史之乱，就曾与回鹘有“兄弟之约”。甚至尽管代宗把自己的女儿宁国公主嫁给磨延啜可汗，后者的儿子移地健仍然在继可汗位后认为自己是代宗的弟弟。德宗写给移地健之后的回鹃可汗顿莫贺的信里，也继续称他“可汗弟”。中原王朝在与邻国“约为兄弟”的同时仍对之行册封，这似乎是一个不太多见的例证。无论如何，唐与回鹘的这种关系，并不是典型的宗藩关系。参见《旧唐书》卷145，《回纥传》；《新唐书》卷142，《回鹘传》；陆贽：《与回纥可汗书》，《全唐文》卷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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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陈高华、史卫民：《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卷8，“元代”，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34—46。关于元代皇权符号系统的两重性，又见蔡美彪：《明代蒙古与大元国号》，《南开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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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贾敬颜：《称“大朝”》，载同氏：《民族历史文化萃要》，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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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是岁（1256年），大朝起建康”。见权衡：《庚申外史》下。此处“大朝”一语，他本亦有作“国朝”者。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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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央兀鲁思”一词见《元朝秘史》第270节，蒙文作qul-un ulus，旁译“在内的兀鲁思”。“蒙古兀鲁思”见《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20，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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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据《史集》汉译本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页308，蒙哥汗亲征四川时，把“大兀鲁思”委托给幼弟阿里不哥。其所指当即大汗兀鲁思。这个指称未见于现存蒙语文献。但《史集》波斯文本中的ulūs-i buzurg，无疑是蒙语yeke ulus的对译词。又按，南俄草原的金帐汗国亦曾使用ulugh ulus的名号来指称自己的政权。ulugh即蒙古语yeke的突厥语对译词；ulugh ulus亦即“大兀鲁思”的意思。金帐汗政权使用这个指称，当是在它与大汗兀鲁思完全脱离隶属名义以后。容后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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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元史》卷7，《世祖纪》四，页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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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柯立夫（F．W．Cleaves）：《蒙汉合璧〈忻都公碑〉释读》，《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12（1949年）；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国前蒙古的汉文国号》，载同氏：《蒙元史新研》，台北，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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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经世大典序录·帝号》，《国朝文类》卷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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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323年元英宗被刺杀后，泰定帝以镇守漠北的宗王身份入继大统。这是元代历史上由蒙古草原贵族军事集团支配汗位继承及漠南政局的最后表现。1328—1329年的两都之战的结局，及随后明宗和世从草原南下争位的失败，被达尔德斯（J．W．Dardess）看作“草原势力在元代政治之衰落”的标志。他甚至以此作为自己讨论元代晚期政治史专著中一章的标题。见氏著：《征服者与儒家》，纽约，1973年。元末的镇北宗王徹徹秃，竟然可以被朝中权臣擅杀，又一次表明草原政治—军事优势的急剧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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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元典章》卷33，“礼部六”，“为法籙先生事”；卷29，“礼部二”，“拘收员［圆？］牌”。参见海老泽哲雄：《关于〈元典章〉内圣旨的一个问题》，《木村正雄先生退官纪念东洋史论集》，东京，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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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袁桷：《张留孙家传》，《清容居士集》卷34。按，伯希和据早期蒙文文献对武宗名讳的拼写形式断定，它必是汉语“海山”一词的蒙古语音写；因此它其实未经“用国语……释之”。此名暗含道教关于“福海寿山”的观念。仁宗晚生，其“国语”名讳“爱育黎拔力八达”，实为梵语āyurparvata的汉字音写，译言“寿山”。“寿山”大概就是由张留孙奉制呈进的汉名原型。参见陈得芝：《读伯希和译注八思巴字怀宁王海岭旨》，《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有关仁宗之名的语义，承丁一同学检核后示知。谨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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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见洪金富：《元朝皇帝的蒙古语称号问题》，《汉学研究》23卷1期（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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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王恽：《秋涧集》卷81，《中堂事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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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姚燧：《达实密神道碑》，《牧庵集》卷13；叶新民：《关于元代的“四怯薛”》，《元史论丛》第2辑，北京，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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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经世大典序录·帝制》，《国朝文类》卷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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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元典章》卷38，“兵部五”，“收拾石虎皮”。该圣旨大意如下：［中书省臣？］启奏：“南方出产与虎纹毛皮相类似的石虎皮”。圣谕：“着汝等行文各地，若有发现，即用驿站铺马送来”。按蒙语巴尔思（bars）译言虎；烈纳似应为ireyen的音写，译言“有斑纹的”、“有条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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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桃符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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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虞集：《送谭无咎赴吉安蒙古学官序》云：“集昔以文史末属得奉禁林。见廷中奏对，文字、语言皆以国语达。若夫德音之内出者，皆画以汉书而下之。诏诰出于代言者之手，又循文而附诸国语。其来尚矣。”见《道园类稿》卷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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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陶宗仪：《辍耕录》卷21，“宫阙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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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参见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载《萧功秦集》，哈尔滨，1995年；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元史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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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池内功：《忽必烈朝祭祀考》，《中国史上的正统与异端》，“平成二年度科学研究成果报告书”的一部分，筑波大学，1991年。